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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什么也没有说，”西碧尔答道。
“好，走吧，”她母亲烦躁起来。
“我想去一下图书馆，”西碧尔说道。
“可以啊，”她母亲同意道，“我也想借一本书哩。”
在哈尼街的图书馆，西碧尔和母亲分赴不同的书架，后来在借书台相遇。西碧尔拿了一本西德尼·霍华德写的《银索》。
“你这是什么书啊？”母亲问道。
“是个剧本，”西碧尔答道。“威尔伯医生要我看的。”
这天晚上，西碧尔做晚饭，后来又洗盘子，她母亲一直坐在那里看《银索》。看完以后，她评论道：“我不明白威尔伯医生为什么要你看这东西。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威拉德·多塞特在其妻女两人讲话时始终一言不发，默默地琢磨几个问题。他很勉强同意西碧尔去做治疗，因为自从西碧尔被送回家来，他就明白早晚得做些什么事。尽管他不敢肯定去精神病科是否是出路，但也愿意试试。然而现在他疑惑了，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
治疗是在8月10日开始的，每周一次，1945年整个夏天和初秋都在做治疗。对多塞特一家来说，这个时期是观望和担心的日子。
每次西碧尔从威尔伯医生诊所回家，她父母就象贪婪的秃鹰似地急不可待了。“她说我们一些什么话？”他们有时争先恐后地问，有时异口同声地问，“她还说了些什么？”但从来不问：“你现在好吗？”或“情况怎么样啊？”也从来不象西碧尔衷心希望的那样…哑口无言，一语不发。治疗本身就够痛苦的了，何况还有家庭的审问。
“你把自己打倒啦，”医生告诉西碧尔。“你很少想到自己。这种情感是不自在的，所以你就责备别人不喜欢你。”
另一个主题是：“你是一个天才，但过于认真。太认真了。你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
还有一个主题是：“你什么时候才发脾气呢？”
威尔伯医生劝告她：“离开家，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在那里，你可以遇到跟你一样喜欢艺术的人。走吧。”
西碧尔希望自己能办到。她在家中所感到的心神不安，在治疗开始后已经益发变本加厉了。
医生认为西碧尔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的那番评论，把她的母亲深深地激怒了。
“瞧，”她母亲在知道以后轻蔑地宣告道，“这几年我说什么来着？我的诊断有错吗？你为什么不把钱统统给我，让我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呢？”
西碧尔的父母，解剖那医生所说的话，还批评医生本人。威尔伯医生抽烟，正派女人是不抽烟的，正派男人也不抽。她哪家教堂也不去。总而言之，西碧尔的父母不信任这位医生，而且把这一点说出口来。他们一向对女儿占上风，现在还想占上风。她母亲，看什么事物都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把威尔伯医生说得一无是处。根据海蒂的训诲，不管是不是大夫，只要不按她的心意办事，就一切都错。
她母亲对威尔伯医生的态度并不足怪。但她父亲的态度却使她大吃一惊。西碧尔本以为他比较客观，比较通情达理，即使对医生不满，也会认定威尔伯可能是个好大夫。可是，西碧尔很快就发现她父亲决不可能对威尔伯医生的意见或劝告不抵触，因为二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医生与她父母分属两个世界。
“威尔伯医生并不是真地关心你，”她母亲反复警告道：“她现在教了你一件事。当她能利用你的时候，她还会教你另外一些不同的事哩。你要记住，小姐，如果你告诉她你不爱自己的亲生母亲，她就会冲着你来了。”
西碧尔要向母亲保证她决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真的。“我爱你，母亲，我真的爱你，”西碧尔一再肯定地说。
总的情况一直这样可怕。西碧尔渴望自己好起来，但家中的情景无益有害。然而又毫无出路。对于威尔伯医生以及她进行的治疗，西碧尔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说了，就惹来麻烦。不说吧，父母亲就说她喜怒无常，性情多变。尽管他们过去早就多次说她有这毛病，但现在却说是威尔伯医生对此负有责任。“她会使你发疯，”她母亲警告她，“然后他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因为大夫们就是这样搞钱的。”
对比之下，外人（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西碧尔去就医的）反而都说她有了显著好转。但每当外人提到此事，她母亲便大加嘲笑。她父亲也是似听非听，不当回事。她母亲一再用这样的话为他洗脑：她之所以见好是因为她长大的缘故；任何人长大了，懂事了，总是会有见识的。西碧尔觉得如果母亲不向父亲灌输这种想法，父亲本可以头脑清醒的。西碧尔已经22岁，但她母亲谈到女儿这一段时不象是谈一个成年人，而是在讲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幸亏西碧尔没有受到洗脑工作的影响。整个九月份，每星期一小时的治疗在持续进行。西碧尔愈来愈相信威尔伯医生能帮她治好，但她仍被自己的问题弄得大伤脑筋。
西碧尔没有把她伤脑筋的事告诉医生，这包括一些与时间和记忆有关的可怖而不可名状之事。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际，西碧尔已去医生诊所治疗，但她到底向医生谈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起来。有时她只记得走进电梯，但记不得自己走进诊所。还有时她能记得自己来到诊所，但不记得自己离开诊所。还有几次，西碧尔无法告诉父母那位医生是如何谈及他们的，甚至完全说不出医生究竟讲了些什么话。有时西碧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医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个笑话：想起自己不曾记住的事。
西碧尔听见自己在说：“并不象平时那么糟糕。”
“你怎么知道的？”医生问道。
“我好象此刻本来会跑到门厅去的，”西碧尔答道。
“嗯，”医生道：“你差一点跳到窗户外边去了。你刚才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窗口冲去。我拦都拦不住你。”
西碧尔不记得自己这么干过，但她并不争辩。人们不止一次地讲她做了什么事，而她实际上没有做过。因此，她就象平时一样，随便别人怎么说，不作辩解。
“其实我并不担心，”医生解释道。“你是不可能从窗口摔出去的。窗户用的是不碎玻璃，这你知道。”
威尔伯医生现在严肃起来。“你好象有了一次小发作，”医生说道。“不是癫痫的小发作，而是心理的小发作。”
心理的？医生说西碧尔有神经质。这不新鲜。新鲜的是医生好象不怪罪她。在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她总是怪罪自己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事。但她能肯定别人只要知道以后便会怪罪她这种不可宽恕的行为。
威尔伯医生不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象她那样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医生为她眼前的未来提供了三种选择：再教初级中学一年，或回学院去，或到毕晓普·克拉克森纪念医院做强化治疗。威尔伯医生和一位同事负责该院的精神病科。
西碧尔选择医院。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很烦恼，甚至觉得恐惧。对他们来说，女儿住院就意味着：她是个疯子。
“在跟精神错乱毫无关系，”西碧尔企图解释。“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关系喽，”她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亲合辙压韵地说道。“寄放儿子①，寄放女儿。”
尽管医院可与地狱相比拟，威拉德·多塞特还是同意与威尔伯医生好好地谈一谈。地点选择在克拉克森医院，而不在她诊所。
在医院外边，海蒂和西碧尔坐在汽车里…母亲在咬指甲，女儿咬着牙。在医院里面，威尔伯医生在设法纠正西碧尔的父亲威拉德·多塞特的错误想法，比如把他女儿上锁管束呀，进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医生觉得西碧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西碧尔。“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