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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里，科学家们逐渐推敲出了一套法庭能接受的标准辩护词。动物研究者们提出，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是提高人类的健康和福利，是优先于动物福利的问题。他们指出，没有人反对把动物用于运输或农业劳动，因此几千年来动物一直被迫过着劳苦的生活。用动物来做实验只不过是把动物乃人类的仆人的概念加以延伸而已。
而且动物毕竟是动物，它们并没有自我意识，并不认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用哲学家乔治·H．米德的话来说就是，“动物没有权利，我们可以任意宰杀它们，夺取动物的生命并不犯错误，动物也没有失去什么……”
许多人被这些意见所困扰，但他们想制定出一些条文时，又碰到一些逻辑问题。最明显的是种系序列末端的那些动物的感知问题。研究人员在给狗、猫等哺乳动物动手术时几乎没有不用麻醉剂的，但对待蠕虫、小龙虾、蚂蟥之类动物的时候呢？忽视这些动物就是一种“种类歧视”。但是如果这些动物也值得考虑，那么把一只活龙虾扔进滚开的锅里难道不也是非法的吗？
是那些动物保护协会自己把怎样才算是虐待动物这个问题搞糊涂了。在有的国家，他们反对消灭老鼠，于是１９６８年发生了奇怪的澳大利亚药物案。①面对这些带讽刺性的问题，法庭在对消灭动物问题的干预上变得犹豫不决。实际上，研究工作者可以为所欲为。动物作为试验品的数量特别大，在７０年代，美国每年在实验中杀死的动物就达到６４００万只。
【① 在澳大利亚西部建了一个新制药厂。在这家工厂里，工人要注意从传送带上过来的药片，根据药片的大小和颜色按动电钮将其分类。一位斯金纳学派的动物行为学家指出，教会猿猴观察药片并按动彩色电钮对药片进行分类并不难。那些将信将疑的工厂管理人员同意进行试验，结果证明它们的操作是可靠的，于是就把它们放到生产线上去了。这时动物保护协会出面干预，加以制止，理由是，这是对动物的虐待；这项工作又继续交由人来承担．因为，对人来说，这不是虐待。——原注。】
但是人们的态度逐渐起了变化。对海豚和猿猴的语言研究说明，这些动物不但是智能型的而且是自知型的。它们能从镜子中和照片中认出自己。１９７４年，科学家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国际灵长目动物保护联盟，来监督涉及猿猴的研究。１９７８年３月，印度政府禁止恒河猴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而且法庭在审理案件中作出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动物的确有其自身的权利。
旧观点被人比作奴隶制：动物是其所有者的财产，他对它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现在所有权问题已处于次要地位。１９７７年２月，一位实验室的技术员把一只名叫玛丽的海豚放回海里。夏威夷大学控告他，说他使学校损失了一只贵重的研究动物。经过两次审判，陪审员意见分歧，法庭无法作出判决，此案不了了之。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一个保护权案涉及一只能流利地使用符号语言的黑猩猩阿瑟。它的所有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决定把它卖掉，并取消这个研究项目。它的训练人威廉·莱文向法庭起诉并取得了它的保护权，理由是阿瑟懂得语言，因此已不再是一只黑猩猩。
“一个有关的事实是，”莫顿说道，“当阿瑟在其他黑猩猩面前时，它把它们称为‘黑东西’。可是两次叫阿瑟把人的照片和黑猩猩的照片分开时，它两次都分对了，只不过两次它都把自己的照片放在人的照片一叠中。显然它没有把自己当作黑猩猩。法庭作出裁决，认为它应该留在它的训练者身边，因为把他们分开会造成它心理上的巨大痛苦。”
“找离开埃米时，她就哭，”埃利奥特说道。
“你用她做实验时，要征得她的同意吗？”
“我总是这样做，”埃利奥特笑着说。莫顿显然对和埃米成天在一起生活没什么认识。实际上，做任何事情，甚至叫她乘车，都要征得她的同意。她是一只力气很大的动物，有的时候可能会十分任性和固执。
“她每次同意，你都有记录吗？”
“有录像带。”
“她是否懂得你要做的实验？”
他耸耸肩。“她说她懂。”
“你是否有奖惩制度？”
“所有的动物行为学家都这样做。”
莫顿皱了皱眉头。“你对她采取什么惩罚形式？”
“当她表现不好的时候，我叫她面对着墙站在角落里，或者不给她花生奶油果酱小吃就叫她早早上床睡觉。”
“有没有折磨和电刑？”
“荒唐。”
“你从来没有体罚过她吗？”
“她个头那么大，我还担心她发起怒来会体罚我呢。”
莫顿笑了笑，站起身来。“你不会有事的。任何法庭都会裁决埃米受你监护，而且对她的任何最终处理都必须由你来决定。”他犹豫了一下。“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你能让埃米出庭吗？”
“我想可以，”埃利奥特说，“你认为会发生这种事情吗？”
“这次不会，”莫顿说道，“但迟早会的。你看好了，十年之内就会有一桩涉及会语言的灵长目动物的监护案，那时猿猴会走上证人席。”
埃利奥特握了握他的手，在他离开时说道：“顺便问一下，我要是带她出国，有问题吗？”
“假如有人提出埃米的监护权问题，你带她出国就可能会有问题，”莫顿说道，“你打算带她出国吗？”
“是的。”“那么我建议你要快，而且不告诉任何人，”莫顿说道
刚过９点，埃利奥特走进动物学系大楼三楼他自己的办公室。他的秘书卡罗琳说：“一个姓罗斯的博士从休斯敦野生动物基金会打电话给你，说她已经动身来旧金山了。一位叫芳贺见知的先生三次打电话来，说有要事。埃米工程工作人员会议定于１０点召开。还有，‘风大师’在你办公室。”
“是吗？”
詹姆士·韦尔登是系里的一位资历很深的教授，身体瘦弱但说起话来口气很大。在系里的卡通画上，“风大师”韦尔登通常伸着一个潮湿的指头指向空中：他是个看风向的大师。在过去七天中，他一直躲着埃利奥特和他的工作人员。
埃利奥特走进了办公室。
“伙计，你来了，”韦尔登说着伸出手，以他特有的方式热情地与对方握手，“你来得早嘛！”
埃利奥特立即警觉起来。他说：“我原来以为我避开那些人了。”纠察队不到１０点不会来，有时还晚一些，那要取决于他们安排在什么时候见电视新闻记者。这就是他们这些天来的做法：约定时间抗议。
“他们不会来了，”韦尔登笑着说。
他递给埃利奥特一份最新的本市版《纪事报》，它的头版有一条用黑色钢笔圈起来的报导。埃利诺·弗里斯已辞去了灵长目动物保护社的地区负责人职务，说工作太重，压力很大。纽约的灵长目动物保护社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严重地误解了埃利奥特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内容。
“什么意思？”埃利奥特问。
“贝利的办公室审查了你的论文和弗里斯关于你虐待动物的公开声明，认为灵长目动物保护社犯了严重的诽谤罪，”韦尔登说道，“纽约办公室吓坏了，今天晚些时他们会向你作出一些姿态。我个人希望你能理解。”
埃利奥特坐到沙发上。“下周系里的会怎么开法？”
“啊，这很重要，”韦尔登说，“系里的会议肯定要讨论新闻媒介的不道德行为，并发表一项支持你的强硬声明。我正在起草以我们办公室名义发表的声明。”
这件事的讽刺意味还没有在埃利奥特的心里消失。“你真愿意公开表明自己的见解吗？”
“我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你。我希望你了解这一点，”韦尔登说道。他有些不安，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看着到处是埃米手指画的墙壁。他心里还想着别的事。“她现在还画同样的图画吗？”他最后问道。
“是的，”埃利奥特说道。
“你现在还不知道它们表示什么意思？”
埃利奥特停了一下，心想现在把他们的想法告诉韦尔登尚且为时过早。于是他说：“不知道。”
“是吗？”韦尔登皱着眉头问，“我想有人已经知道这些画是什么意思了。”
“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