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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的不是长裤，而是三层保暖内衣，外披作为战时剩余物资的不分男女的大衣，衣下摆下面，裸露着小腿肚子。没错，他穿的是凉鞋，而不是靴子，头上包的是印着红色气球和蓝色玩具熊的童毯改制的头巾，因此看上去更像女人……（他）站在那里手舞足蹈地对着无盖的铁丝垃圾篓说话。（第５６页）
对作家的行为与精神状态的刻意嘲弄，也间接地说明文学带有遗传特性的作家的产儿的荒唐性和非现实性。此外，冯内古特又把《时震》的作者，即他本人，与《时震》中的小说家特劳特混淆在一起，说明特劳特时常不着边际的呓语，也是他自己的胡言，等于告诉读者：你们别相信我！在小说的序言中，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小说基本构架上出现的漏洞：
在这本书中我假设，到二〇〇一年在海滨野餐会上我仍然活着。在第四十六章，我假设自己在二〇一〇年依旧活着。有时我说我身在一九九六年那是现实状况；有时我说我在时震后的重播过程中，两者之间没有清楚的划分。
我一定是个疯子。（《序言》第１１页）
冯内古特又告诉读者：“我现在如果有了短篇小说的构思，就粗略地把它写出来，记在基尔戈·特劳特的名下，然后编进长篇小说。”（第１６１７页）他又给自己揭底，“特劳特其实并不存在。在我的其他几部小说中，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序言》第９页）
这种“侵入式”（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的叙述，即作者闯进小说之中，交代几句，在以前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因为它不仅打断叙述的连贯性，而且严重破坏了故事的“仿真效果”。这种作者的声音随意介入故事的做法，却在《时震》和其他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司空见惯，是突出小说虚构性的有效手段。当我们在小说中读到“在我正要写下一句的这一片刻，我才突然意识到……”（第１８９页）这类插叙时，读者强烈地感觉到作者的存在，手中的文本是他“写作”或曰“编织”的产物。小说是文字游戏，没有揭示真理的功效，最多只能传达经验，提供娱乐。
传统小说家努力塑造接近生活原型的人物，让你与小说人物同喜同悲，而后现代派的作家希望读者感情上与作品保持距离。人物是虚构的，因此，他们的语言不必合乎逻辑，他们的行为不需要明确的动机。《时震》中的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甚至直接对文学传统进行讽刺：“那些附庸风雅的蠢家伙，用墨水在纸上塑造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好极了！地球已经因为多了三十亿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而正在衰亡，还不够吗！”（第６６页）他补充说他这一辈子只塑造过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那是他的儿子，不是用笔，而是通过性交创造的（第６７页）。在这里，作者借特劳特之口想说明的是，小说不应该，也不可能模仿作品以外的现实。
再者，后现代主义作家一般对文化危机极度关注，冯内古特也是如此。在危机四伏的今天，文化危机首当其冲。作家们生活在文化圈中，有更多的亲身体验。在他们看来，被称为“后现代”社会的今天，是技术取代艺术的时代，传统的“高尚”职业，如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已经或正在遭人唾弃。照相机、摄影机可以轻而易举地夺走画家的饭碗，人们渴求的是信息而不是诗歌。
《时震》中的美国文学艺术院，门窗装上了铁甲板，喷涂伪装，雇佣武装警卫昼夜二十四小时戒备，森严壁垒，如临大敌，俨然一个四面楚歌的孤独城堡。“时震”发生后，此地才派上真正的用场，先当陈尸所，后来纽约实行军事管制后又改做军官俱乐部。文学艺术院隔壁的博物馆改成了流浪汉收容所。也许很少有人会相信这是写实的手笔。但是，在当今技术、信息社会，文学艺术的地位岌岌可危，这种感觉弥漫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冯内古特创造了一个虚构的场景，以想像发挥代替写实，不对小说的真实性负责，也并不指望读者“信以为真”。他只是抓住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放大，进行嘲讽，使读者无法不正视赫然存在的荒唐。
《时震》中，对艺术嗤之以鼻的实验科学家，以两片瓷砖挤压颜料团然后掰开的方式，创作了现代画，成了艺术家。作家、文学经纪人、教授一个个都自杀了，只有精神病人和被称做“圣牛”的流浪汉才有滋有味地活着。年过七十的半疯老作家背着一杆火箭筒出场，最后成了英雄。另一个英雄是枪杀林肯的凶手的后代。他是演员，因在《林肯在伊利诺州》中成功地扮演了林肯的角色而受人尊重。
最后一点，后现代主义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以荒诞表现荒诞。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刻意表现生存处境的荒唐可悲：外部世界一片混乱，人的努力徒劳无功。他们通过黑色幽默，通过漫画的手法，对现实进行极度夸张，使之变得荒诞滑稽。他们一般对周围世界不怀好感，不抱幻想。甚至血淋淋的惨景、令人发指的丑行、绝望的痛苦，他们都只是付之一笑。他们似乎对荒诞习以为常。他们幽默滑稽的笑，实际上是一种悲切的哭泣。
必须一提的是《时震》的叙事结构与叙事形式。为了表现世界的荒诞和无意义、混乱和无秩序，小说的文本也呈现出相应的“无政府”状态。叙述没有清晰、连贯的线条，随意性极强。文本由许多轶事、回忆、生平、笑话、狂想、小故事构成，像无数块碎片，被无筛选地用来拼贴，支离破碎，光怪陆离，形成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
小说有意造成失真的、滑稽的、片断的、脱节的、残缺的效果，如狂人嗫嚅，颠三倒四；如“痴人说梦，充满声音与疯狂，却全无意义”。因为世界是非理性的、狂乱的、无法阐释的，小说也就不可能表达意义，但可以模仿现实。冯内古特远远抛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求助怪诞，只把小说看做文字游戏，玩一把，仅此而已。
《时震》由序言、后记和六十三章组成，每章都很短，包括一个或几个互不相关的片段，彼此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呈现出明显的“无中心”。一个个片段像梦境一样闪过，频频变换，而作家却无意归总，满足于这种散乱状态。小说提出问题，却没有答案；出现结果，却没有起因。匪夷所思的编造中，穿插着许多有案可稽的真人真事。虚构人物和真实人物时常出现在一起，历史话语和小说话语互相交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被打破。如果“小说”二字的传统定义不加以修正，那么，《时震》不是小说。它也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尽管我们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一种文化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否定创造性，并具有盲目消解一切的企图，但是既然小说是有思想的人写成的，他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在传递着某种情绪和态度；不管多么间接，多么含混，也总是在暗示着某种认识。无目的性的表述，也是一种表态，这点毋庸置疑。这是对常规的反叛，对疯狂现实的呼应。废弃一切（包括所有文学传统）的态度，是对整个西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认识体系的断然否定。从达达主义者到“垮掉的一代”到当代后现代作家，他们都是文化反叛的极端主义者，都高喊“打倒一切”的口号。前两类都曾言辞激烈、行为出格，声嘶力竭地喝斥现实社会，而后一类面对令人震惊的现实，采用的是可怕的冷静态度，嘲讽几句，好像说，既然世界已经不可救药，批判于事无补，何必大动肝火？
但是，不管后现代派作家的态度多么超然，多么玩世不恭，一种左右他们的感情倾向溢于言表，很难掩饰：痛苦、绝望、恐慌、无奈。闹剧式的文本背后，有一种冷观的清醒。作家走进作品，走进荒诞世界组成的一张巨网，像所有真实的和虚构的人物一样，在网中挣扎，无法脱身，只有狂乱的呓语、愤怒的咒骂、无奈的感叹、忧悒的宣泄、冷言的嘲讽、悲切的哭泣和故作滑稽的嬉笑从网眼中传出，汇成一片嘈杂。
《时震》使我们感到陌生。阅读《时震》需要我们调整习惯的心理姿态，挪动观察点和立足点，因为它比传统小说少了许多东西，同时又多了许多东西。这是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又一力作，时间将证明它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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