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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什么时候会发作？”海伦把那本手册揉成奇怪的形状。“那时候怎么办？”
“没什么戏剧化的事儿。头痛，关节痛，掉头发。他的皮肤会有蓝色斑点出现。”
海伦问：“然后呢？”
“他的淋巴会肿痛，肺部异常。他的体温——”
“别说了，”我说。
医生点燃了他的香烟。“每一次都很让人感到棘手。克沙威尔病菌能潜伏一年，又有一些不到一月就死了。同时，我们会竭尽全力，做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已经听说过了，”我说。
“最糟的是发寒颤，”普云顿哥斯特吸了一口香烟。“克沙威尔，它们似乎不会变暖。它们——”
“请不要说了，”我恳求道。
“我只是说出了真相，”医生说道，一边喷出一个烟圈。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海伦都没有与对方说话。没谈托比，没谈克沙威尔病毒，没谈奇迹——什么都没谈。
我的思想奇特地围绕这些习惯打转。我怎么可能在我的生命中再遵守它们。我怎么能从此在事业上要求我评论一份“兔子彼得”复制品或一张微笑兔子的东方贺片的时候不愤怒得浑身颤抖。我也许会去找出这些动物，拔掉它们的胡须，切掉它们的耳朵，割掉尾巴塞进它们的喉咙。
完全的沉默。没人说话。
我们进了电梯，按下三十层。电梯忽然飞快地上升，如同一粒珍珠抛上天空：第二层，第七层，十二层……
“你觉得如何？”我最后说。
“不太好，”海伦回答说。
“‘不太好’——就这样？‘不太好’？我觉得太可怕了。”
“在我看来，‘可怕’是一个不真实的单词。”
“我觉得别扭极了，仿佛我是一只手套，有人把我里面翻到外面，”——铃响了，“三十这个数字在我们头顶闪烁——“我里面的一切，我的心脏、我的肺，都裸露了——”
“你读了太多你应该毁掉的诗。”
“我恨你的冷漠，海伦。”
“你恨我的坦白。”
我离开电梯，走过在厅。幻象包围着我——来自未来的幽灵般的对话。
——爸爸，我手臂上的这些肿块是什么？
——是淋巴肿块，托比。
——我病了吗，爸爸。
——比你想的严重的多。你得了克沙威尔瘟疫。
——我会好起来吗？
——不会的。
——我会暖和起来吗？
——不会。
——我会死吗？
——对。
——死之后会怎么样呢，爸爸？会在其他地方醒过来吗？
——死后没有什么存在，关于天堂的说法是幻想和大脑缺氧的结果。
公寓里的一切似乎都向我转过来了。托比的声音到处都是，象人体内的病毒一样布满了整个房间，——一双童靴，一打调匙，在他出发去野营前一天刻的城堡。“你喜欢吗，爸爸？”他刻完最后一笔问我。“它有点丑陋，”我回答道，为这一句真话退缩了一下，“相当丑。”我补充道，然后悲哀地注意到泪水充满了我儿子的眼睛。
在墙上，窗户是开着的。我穿过我们没铺地毯的地板，把手放到玻璃上，一里之外，一个闪光的招牌在伽利略广场的教堂顶上亮着：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耶稣就是他的儿子。
海伦到酒柜边调了一杯马提尼，加了四枚橄榄调味。“我希望我们的儿子不是快要死了，”她说：“我真的这样希望。”
我嘴里吐出一句奇怪的，不可能的话。“不管发生什么，托比都不会知道真相。”
“什么？”
“你听到普云顿哥斯特说了——在恶梦时代，快死的病人有时候能恢复活力。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托比相信还有希望，他会恢复的。”
“但这儿没有希望。”
“也许有。”
“这儿没有。”
“我去接他，我对他说。‘宝贝儿，不久医生就会……医生，他们会……他们会……’”
——治好你。但在我反应过来之前，我的脑袋如同被重击，我直想干呕。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杰克。别拿自己开玩笑了。这么干是不文明的。”海伦呷了一口她的马提尼。“想来一杯吗？”
“不”
我望着这座城市，它那闪亮的高塔和金壁辉煌的摩天大楼直插入灰沉沉没有星光的夜空。我头脑混乱了，但一个计划已经形成，鲜明得如同我在韦津斯汀毁掉的那些雕像。
“他们在那儿，”我说。
“谁？”
“他们能说谎，也许他们能教会我说谎。”
“你的话毫无理智，杰克，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毫无理智地说话。”
一切都清晰了。“海伦，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要成为一名欺骗者。”我移开手，在窗玻璃上留下的手掌印就象一个预言家的标记。“然后我就要让托比相信，他还有希望。”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他们也接受了洗脑。如果他们能，我也能。”
海伦从她的马提尼酒杯中拾起橄榄开始吮吸。“托比两周之后就会掉头发。他肯定会问那是怎么回事儿。”
两周。这就是我拥有的时间吗？“我会说那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会告诉他那是小病，很容易治好。
“杰克——不要。”
仅仅两周。短短的十四天。
我冲进厨房，抓起话筒。我要见你，我要对她这么说。不是关于性，玛提娜。
610——400。铃响了三声，传来了遥远、空洞的咔嗒声。“你拔的号码。”接线员用严肃沙哑的声音说：“线路不通。”我的肠胃变得象冰一样又冷又硬。“也许是帐单未付，”电话录音继续说。“线路不通，”我告诉海伦。
“好极了，”她说。
德斯卡特区，加奇斯塔七巷。
海伦一口喝干了她的马提尼。“现在让我们忘了这个可笑的念头，忠实，清醒地面对未来，……”
我冲出了房门。
加奇斯塔巷绕着灰色油腻的帕索金河，巷里什么气味都有：渣滓，海鸟粪，硫、沼气、腐臭的鳗鱼——“而且当然，我反对流产的关键在于，”我汽车上收音机里的牧师严肃地说，“是因为我认为性交基本上是一种让人恶心的行为。”这是城里最坦白的一个区，鱼市和废弃的仓库排在一起，就象等待切除的细胞。“你甚至可以说，象我的同事们一样，我本能地讨厌人类的身体。”
忽然之间就到了七号巷。河水拍击着一只船的船体，发出嘶哑的声音，如同一只只隐形的狮子正在这儿饮水，我开了过去。
一串狭窄的跳板从最后的码头伸出去，最后伸到玛提娜的门边。我走上去。敲了门，没人回答。我又用力地敲了敲，门自动开了。
我叫道，“玛提娜？”
这地方几乎空无一物了。前面的起居室里有一只瘪了的啤酒罐，一只捕鼠夹，一些香烟蒂——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走进厨房。水槽里有污水、汤、油脂和玉蜀黍片。架子上是空的。
“玛提娜？玛提娜？”
在后面的卧室里，弹簧图突出在松木床架上。拙劣得如同托比制造的玩具。
我走到外面，站在玛提娜门前的跳板上。一阵昏晕向我袭来，从灵魂深处引起一阵恶心。
在河上，一个巡逻队队员架着摩托艇载了两个穿绿斗蓬的人，很明显他们企图逃跑——每个天堂里都有持异议者，每个乌托邦里都有叛徒。——那个巡逻队员立刻用机关枪对准他们射击，把这两个逃犯立即击毙了。他们的尸体落进帕索金河，染红了河水。我忽到一阵轻微的同情。这些傻瓜。难道他们不知道，维瑞塔斯城是最好的地方吗？
“有些人……”
我朝码头看去。一个五十多岁又高又瘦的男人穿着皮靴和白汗衫站在那里。
“……太天真了。”他继续说。“想想吧，在光天化日之下想偷渡。”他把手指插进汗衫的洞里，抓搔着多毛的胸部。“你女朋友搬走了。”
“你是指玛提娜·考文垂吗？”我问。
“嗯。”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她还欠我两百美元船房的租金呢。”
我走上跳板。“你是她的房东？”
“先生，在我可怜的一生中我只有三样东西可珍贵——这座船房，那个小屋，还有我的好名声。”玛提娜的房东在码头上跺着脚。他长了一脸乱蓬蓬的胡须，就象一个乌鸦。“你知道有多少公司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