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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看法更倾向于把西西伯利亚的金、银饰片归属于同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的各族，因为据近年来苏联的发现，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俄格拉克提村——也就是说，还要向东些，在西伯利亚的中部——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头盖骨，它似乎不像是突厥…蒙古种人。另一方面，他们很有可能是属于居住在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和塞种人有往来的地区的印欧种各族〔35〕
第五节 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金属加工中心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起是一种新的活动的所在地〔36〕。据塔尔格伦认为，正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长方形的石槽坟墓，恰好与称为“青铜第三期”、即麦哈特的“全青铜时代”（约公元前500—前300，或前200年）的时期一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图纹，尤其是那些斜卧着、直立着、回首翘望的各种鹿和卷曲着身体的动物的图纹，塔尔格伦认为，它们起源于南俄罗斯。
也正是在公元前500—前300年间，第一批西伯利亚青铜匕首和小刀生产出来，还生产了一种“杯状大锅”〔37〕，它后来从米努辛斯克向匈奴时期的鄂尔多斯和大入侵时期的匈牙利两个方向传播。米努辛斯克和塔格尔斯科耶生产的小刀，刀身薄而形状稍弯曲，刀柄柄端上有一精致的鹿头，这种小刀在整个蒙古地区，乃至在匈奴时代的鄂尔多斯都普遍地见得到。
大约在公元前330至200年期间，在米努辛斯克，铁器时代获胜，生产了一种部分是铁、部分是青铜制作的尖形斧，还有一群公共的大墓地。除此而外，在米努辛斯克还发掘出一些青铜装饰片，据麦哈特，它们无疑是公元前2至1世纪的产物。青铜饰片上表现着头对头挑战的公牛，或者是处于战斗中的马；饰片上动物的耳、蹄、尾、肌肉，以及它们身上的毛都画得像“空心三叶草”式的。这一画法显然与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萨尔马特艺术有关系，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种画法经米努辛斯克传给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人，影响了他们的艺术。
米努辛斯克位于萨彦岭北坡。再往西南，在大阿尔泰山北面、鄂毕河和卡通河两河源附近的帕兹雷克，格里亚兹诺夫使团于1929年发现了公元前100年，或者稍早一些的埋葬地，葬地中有“戴着像驯鹿一样面具”的马的尸体（顺便说一下，这似乎可以证明该地居民已经用马取代了驯鹿）〔38〕。在这些马面具上，以及在一些用皮、木、金制的马具上都有以程式化的动物图案的装饰：飞奔着的野山羊和牡鹿，正在撕啮着一只野山羊的带翼的“格立芬”、猛扑向鹿和野山羊的黑豹，朝地上的鹿子俯冲的鹰，互相对斗的鸡。所有这些题材仍与斯基泰的、甚至是与希腊…斯基泰的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它后来的复杂的装饰。这种工整、严谨的风格产生了极好的装饰效果。
在帕兹雷克，还发现了明显是源于希腊…罗马人的、有胡须的怪状面具，这些面具无疑是受到在辛梅里安人时期博斯普鲁斯境内的希腊王国的影响。大约处于同一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的类似的希腊…罗马面具，在米努辛斯克文化群中也有发现：在特里波利耶、巴捷尼、别亚、卡里和兹纳缅卡等地〔39〕。除帕兹雷克外，阿尔泰文化群还包括：希柏、克拉科尔和奥罗丁的棺椁，它们大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并与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希柏文化群的文物展示了同样的动物艺术，采用离现实主义还不太远的、拘谨的风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6—前48年间的一件在希柏发现的中国漆器有利于确定该文化中心的年代〔40〕。
公元1世纪，阿尔泰文化是以卡坦塔棺椁为代表，棺椁中有熊和鹿搏斗的木雕，鹿的角长成了鸟头。还有一些饰有程式化动物图案的青铜片和织物碎片，图中格立芬与鹿的搏斗使人想起了在蒙古诺恩乌拉发现的同时期的匈奴图案。正像在诺恩乌拉出土了一块可以肯定是源于辛梅里安人时期的博斯普鲁斯国的希腊织布一样，米努辛斯克附近的特斯棺椁中的遗物提供了直到大入侵时期来自同一地区的希腊…罗马影响的证据，在受黑海地区影响的耳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中，处于过渡文化中的动物图案继续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盛行。特普鲁科夫称之为塔锡蒂克文化，特别是位于土巴河和叶尼塞河合流处下游、米努辛斯克以北37英里的俄格拉克提村的发现就归属于这一文化。其年代是由一块东汉时期的中国丝绸而确定，其中还有一些精致的动物岩画。
其后不久，在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发现的那些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关系的文化中心似乎绝迹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生了变化。米努辛斯克地区在公元7世纪初期还在生产青铜装饰品，其年代可以由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来确定。但是，在两种文化的间歇期内，该地区显然是遭到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国历史学家们在公元5世纪时曾经提到过的突厥各部的征服〔41〕。据特普鲁科夫认为，在公元3世纪以后，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接替了与萨尔马特人有联系的印欧贵族〔42〕。但是，米努辛斯克、帕兹雷克和卡坦塔这些文化中心在消失之前，在向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各族传播程式化动物艺术（即草原艺术）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六节 匈奴的起源
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国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蛮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43〕。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才在中国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中国人称为侂狁。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荤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中国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已经归降于赵国的中国人。赵武灵王（大约公元前325—前298年在位）甚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区），实际上还夺取了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约公元前300年）。正是为了有效地防范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的中国人都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带来了中国服装上的彻底变化；弓箭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民那里学来的骑兵裤子所取代。从游牧民哪里，中国武士们还模仿了羽毛装饰的帽子、“三尾服”和后来对名为“战国时期”的艺术起到很大作用的“带扣”〔44〕。也正是为了防御匈奴，赵国及其邻近诸国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据中国史家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国人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45〕。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46〕，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47〕。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