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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看《基拉罗斯编年史》载《亚洲杂志》1858年，452（《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所收《亚美尼亚史料》卷I，605）。
〔57〕贵由即位后2—3月，脱列哥那去世。
〔58〕多桑《蒙古史》II，199。
〔59〕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第628页。
〔60〕上引书628页和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1923年）第247页（51）。当然，贵由对聂思托里安教是持支持态度，然而，他并不违背蒙古人对宗教的普遍容忍态度，尊重其他蒙古宗教。已经知道，其弟阔端（他在甘肃有一块封地）保护西藏著名的萨斯迦寺庙的喇嘛们。阔端于1251年死于兰州。参看伯希和《古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年，第285页）。
〔61〕波斯文写本，突厥语序言和蒙古人的印。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21页（18）。
〔62〕参考《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中收集的《亚美尼亚史料》I，605，651。南吉斯的《圣路易》（《法兰西历史著作集》XX，361—36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6—527。
〔63〕贵由与察合台汗的第五子也速蒙哥很要好，主要因为也速蒙哥反对他的政敌，拖雷之子蒙哥。贵由以“舍子传孙为非”为由，废哈剌旭烈兀。——译者
〔64〕关于拜住和野里知吉带的管理责任还不清楚，但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很可能贵由赋予野里知吉带的权力超过了拜住的权力。
〔65〕多桑《蒙古史》中引用的志费尼和拉施特的记载，II，206。《基拉罗斯编年史》《亚洲杂志》I，（1858）451；布鲁塞特《谷儿只史》补充I，298。
〔66〕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Batu”（拔都）条目第700页。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58页（196）和61页（199）。
〔67〕巴赫布拉攸斯错误地陈述了贵由死于1249年7月22日。
〔68〕多桑（《蒙古史》II，246）错误地说斡兀立·海迷失是前斡亦剌惕部王忽都花别吉之女（已被伯希和纠正，《蒙古人与教廷》第61页［199］）。
〔69〕关于该名（可能是Solomon），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63—64页（203—204）。
〔70〕《蒙古人与教廷》第196页（199）。
〔71〕唆鲁禾帖尼是王罕兄弟札合木之女。她于1252年2月去世，其后不久，她的儿子蒙哥继位。（《元史》卷3《本纪》写作唆鲁禾帖尼，卷106《后妃表》写成唆鲁和帖尼，卷116《列传》写作唆鲁帖尼。《元朝秘史》作莎儿合黑塔尼。——译者）
〔72〕多桑《蒙古史》II，204。
〔73〕蒙语写作Mongka，突厥语mcngü或Mangu，意“长生”参考伯希和《有关中亚的几个词》载《亚洲杂志》（1913）第451页。
〔74〕该名是伯希和在《蒙古人与教廷》第62页（200）中的转写形式。
〔75〕多桑《蒙古史》II，249，及其后（据志费尼和拉施特）。
〔76〕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63页（201）。（《元史》记镇海是病死，年84岁。——译者）
〔77〕《蒙古人与教廷》第66页（204）和第77页（217）。
〔78〕多桑《蒙古史》II，266。是据志费尼和拉施特之书。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719页记：“商人曾从世界各地赶去朝见贵由汗，在达成了大宗的交易后，被授予要东、西方各地支付的敕令。但因他在位时间不长，那笔钱大部分没有付给，没有到那些商人手中。而在他死后，他的妻妾、诸子和诸侄做了比他活着时规模更大的买卖，并用同样的方式写敕令……”蒙哥即位后，下诏从帝国的库藏中偿还全部款项。总计为50万银巴里失。该书评价道：“一个国王偿还另一个国王的债务，从哪本史书中读到过，或者从说书人那里听说过？而从来没有人清偿他的敌人的债务。”——译者
〔79〕据卢布鲁克记述（第25章），划分两个统治区域的边界线是伊塞克湖北的阿拉套地区。卢布鲁克还记道，蒙哥和拔都形成了真正的双头政治，但是，正如蒙哥亲自对卢布鲁克说的那样：“一个头上有两只眼睛，虽有两只眼睛，但它们都看着同一条路。”然而，蒙哥以其统治的气质和经济意识，顺利地拒绝了甚至是拔都要钱的要求（多桑《蒙古史》II，320—321，据《元史》的记载）。
〔80〕参考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29页。
〔81〕参考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4年）第364、374页（1908年）第356和362页。
〔82〕上引文（1904），第367和383页。参看巴津（《亚洲杂志》II，1856年，138）。沙畹上引文。
〔83〕卢布鲁克的威廉奉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九世命，携带信函，于1253年东行，到蒙古见蒙哥大汗。回欧洲后，以长信形式记下他的行程，习惯以其出生村名称呼他，因此他的游记称为《卢布鲁克东行纪》，或《卢布鲁克东游记》。——译者
〔84〕伯希和认为卢布鲁克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时间是1253年初，而不像罗克希尔所说的在1252年。参看《蒙古人与教廷》77页（221）。
〔85〕关于各种不同的乳酒，参看伯希和在《亚洲杂志》上的文章（1920年）第70页。
〔86〕卢布鲁克对聂思托里安教的偏见使他产生了一些误解，尽管如此，撒里答信仰该教已得到亚美尼亚编年史家基拉罗斯的证实（《亚洲杂志》I，1858年，459）。卢布鲁克对这位聂思托里安教士的一无所知的报到已被马可·波罗一家所证实，当忽必烈要求派天主教学者到北京，使他的宫廷具有真正基督教思想时，他对波罗一家发表了同样的讲话。
〔87〕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278页。
〔88〕意即“嘿！宝石确实在莲花里！”这就是所谓“六字真言”或“六字大明咒”，即“唵嘛呢叭咪吽”。——译者
〔89〕按《卢布鲁克东游记》第36章，这些聂思托里安教的宗教节日是以狂欢而结束。在以上提到的仪式之后，蒙哥的妻子喝得酩酊大醉：“给我们呈上米酒、红葡萄酒（与拉罗歇尔的红葡萄酒相似）和乳酒”。这位贵妇手举满满的一高脚杯酒，跪下祈祷。所有的教士都高声歌唱，她一饮而尽……直到晚上。这时贵妇已喝醉了，于是坐进车子，由唱着歌，或者说是喊叫着的教士们陪伴着回宫。
〔90〕Tui nan或Tuin一名，卢布鲁克和西方使臣们用来指佛教僧侣，该名肯定是来自中文的“道人”，即该道上的人，涉及到“沙门”（出家人）。
〔91〕比较海顿和尚的称谓（《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中收集的《亚美尼亚史料》II，148—150），参看“Changius Can； empereor par le andement de Deu ［sic］”。
〔92〕卢布鲁克可能未与海顿相遇。《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记卢布鲁克“听到了阿美尼亚国王的消息。他已于11月底经过这里……。”何高济译本第313页记“我已骑行了二十二天时，得到亚美尼亚王的消息。他在八月末经过那里，去见撒里答。”《海顿行纪》上未提此事。从两本游记来看，都未记载他们的相遇。——译者
〔9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636。
〔94〕札儿里黑，突厥语Yarligh，蒙古语jarliq，即帝国敕令。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292页。
〔95〕海顿和尚的《亚美尼亚文献》III，164—166；参考基拉罗斯《亚美尼亚史》载《亚洲杂志》（1833）第279页和I（1858年）463—47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529。顺便说，它可以用来更正亚美尼亚史家们无意中产生的某种倾向性的陈述。蒙哥反哈里发王朝的计划纯属政治性的。他对伊斯兰教也毫无敌意。相反，正如志费尼所证实的那样，他以听取基督教徒，或者其他宗教徒同样尊敬的态度听取穆斯林教士们的意见。于是，正是在1252年贝拉姆宴会上，忽毡的大法官贾马阿丁·马合木到他的斡耳朵来诵读了祈祷文，“蒙哥让他反复诵读了许多遍，并给穆斯林们很多礼物。”
〔96〕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168。
〔97〕在使用Q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