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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突厥语，该名是Mangüberti，意为“上帝赐予的”。
〔193〕H。 G。拉威蒂想弄清这是否指潘德希河谷地中的八鲁湾，他暗示在喀布尔河支流卢卡尔河河源附近有另一个八鲁湾。（参看拉威蒂译《宗教保卫者一览表》，加尔各答，1881—1897年，2卷第288，1021页）。
〔194〕奈撒微《札兰丁传》洪达斯译本（巴黎，1891年）第138—141页。
〔195〕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446—449页，主要引自奈撒微和志费尼的书。
〔196〕关于丘长春（又名邱处机）的旅行，参看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35—108，阿瑟·沃利的著作（Travels of an Alchemist）（伦敦，1931）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56页。长春真人从他与成吉思汗逗留地返回国时，带有保护道观的圣旨。1228年，他的同伴，李志常僧人有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报导，参考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8年）第298页。
〔197〕米诺尔斯基（见《伊斯兰百科全书》“Rai”条目）怀疑伊本·艾西尔是否夸大地记叙了1220年蒙古人对剌夷城民的屠杀。伊本确实补充说道，1224年对幸存者又进行了第二次屠杀。米诺尔斯基认为：“志费尼只谈到蒙军将士在Khwar…i Rai（十叶派居住的农村？）杀了大批人，但在剌夷与［苏菲派］民事法官会晤，他向他们投降，后来蒙军离去。拉施特记述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军在剌夷大肆杀掠，但他似乎区分了剌夷和库木，是库木的居民全部被杀。”
〔198〕参看亚美尼亚史家基拉罗斯对“Sabada Bahadur”入侵的报导，E。迪洛里埃法译本，载《亚洲杂志》I（1858年）第197—200页。在M。 F。布鲁塞特的《格鲁吉亚史》（圣·彼得堡，1849—1857年）2卷3册，I，492。
〔199〕格鲁塞《十字军史》III，230页及以后。
〔200〕关于1253年他们欢迎方济各会会士卢布鲁克的感人场面，参看卢布鲁克的《东游记》第8章。
〔201〕钦察人在这一时期皈依了基督教。1223年他们的一位首领被蒙古人杀害，他的基督教教名是尤里·科恩察科维奇。参看伯希和《库蛮》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49页。
〔20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97。
〔203〕参考埃德曼《铁木真》434页及其后。（据《元史》卷120《曷思麦传》，所获斡罗思国主密赤思腊被送到术赤处杀死。——译者）
〔204〕哈曼的《金帐汗国史》第87页。苏达克城在政治上是特拉布松希腊国的藩属（G。 I。布拉蒂亚尼的著作（Recherches sur le 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llle siécle 巴黎，1929年，页203）。
〔205〕《元史·太祖纪》第24页。
〔206〕《元史》所记的日期。《元史·太祖纪》说：“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此处成吉思汗60岁终的说法是按伯希和提出的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的说法。关于这种说法的错误可参看北京大学历史系邵循正的《成吉思汗生年问题》一文。——译者
〔207〕多桑《蒙古史》II，12—13。从希罗多德的斯基泰人（希罗多德的《历史》IV，71—72节）到成吉思汗，在草原上，葬礼以侍者、马匹作牺牲的习惯毫无变化的保留着。
〔208〕成吉思汗不仅不识字，甚至不会说大多数蒙古人都能说的突厥语（据志费尼，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61页，多桑《蒙古史》II，95）。
〔209〕据拉施特记，转自多桑《蒙古史》I，404。
〔210〕多桑《蒙古史》I，416。
〔211〕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8，第300页）。本文转自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丘真人条。——译者
〔212〕1203年，阔阔出便是一例，他是克烈部桑昆的不忠实的马夫（《秘史》伯希和译文《亚洲杂志》1920，179—180页）。
〔213〕参看《155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第235页。
〔214〕梅拉书，IX，78—126。
〔215〕成吉思汗命他教授其儿子们用回鹘文写蒙语，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第287页和《通报》1930，第34页）。
〔216〕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aghatai…khàn”（察合台汗）条目，第832页。
〔217〕参看雷慕沙《新亚洲杂纂》I，64。
〔218〕参看雷慕沙《耶律楚材传》载上引书II，64页。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9页。耶律楚材（1190—1244年）于1214或1215年为蒙古人服务。
〔219〕德维里亚《亚洲杂志》II（1896）第122页。《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述：“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译者
〔220〕鲍狄《马可·波罗传》（巴黎，1865，和北京，1924—1928）I，183；约因维尔，瓦伊版，263页。
〔221〕阿布哈齐《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德梅松译本104页；参看谷儿只编年史中，所谓的成吉思汗的最好法律，在正义的地方，蒙古人是公正无私的（布鲁塞特《谷儿只史》I，486）；在亚美尼亚人海顿脑中也保留着对成吉思汗威严、秩序和神权的印象。（《亚美尼亚文献》巴黎，1869—1906年，2卷本，II，148—150）。普兰·迦儿宾对正义和秩序有同样的印象（第四部分）。
〔222〕在进行花剌子模战争前，他所关心的是与花剌子模帝国建立长久的贸易关系。与摩诃末的分裂确系花剌子模边将攻击蒙古商旅所致（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6页）。
第一节 成吉思汗儿子们的封地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在他生前时每人就已经接受了一份兀鲁思（一定数量的部落）和一块“禹儿惕”，足以维持这些部落放牧的领地。〔1〕随之产生了“引主”，即一份与宫廷和奴仆们开支相应的税收，其中包括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伊朗的臣属地区内定居民所上交的赋税。〔2〕这里把牧民们的牧场，即突厥…蒙古大草原看成是惟一可分财产的看法是正确的说明。北京和撒麻耳干周围的农耕地区仍属于帝国领土。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在他们之中瓜分地盘时从未想到要把定居民所在地区算在内，相应地，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成为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突厥斯坦可汗或波斯苏丹。要成为上述统治者的继承人的这种想法是从1260年起才开始萌发的，对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来说，这种想法是完全陌生的。确实，在他们心目中，对草原的瓜分绝对不会引起对成吉思汗帝国进行瓜分。这种分封将在“封地联合”之下继续保持着兄弟间的和谐。然而，正如巴托尔德所观察到的那样，由于游牧的规律，对可汗绝对权威的不重视，国家是属于整个王室，而不是属于他本人的。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3〕在其父之前6个月去世（约1227年2月），死于咸海以北的草原上。尽管成吉思汗从未以他的可疑出身公开地反对过他，但父子之间的裂痕在接近后期时已经很深了。1221年4月夺取玉龙杰赤（术赤参加了这次战争）之后，在1222年至1227年期间，术赤就隐退到图尔盖和乌拉尔斯克的封地上，再没有参加过他父亲发动的战争。这种莫名的隐退使征服者感到不安。他开始怀疑他的长子是否在阴谋反对他。术赤的死很可能避免了父子之间的一场激烈冲突。
术赤的一个儿子拔都继承了对其父封地的管辖权。在蒙古传说中，拔都被描绘成一位明智而高贵的王子（他得到“好汗”的雅号），罗斯人称他是残忍的征服者。后来他以成吉思汗家族首领的身份，在争夺帝国王位所产生的争吵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争吵中，他的形象是“拥立大汗者”〔4〕。同时，相对而言他的年纪较轻，他父亲的去世和对其家系合法性私下所产生的疑点都使“术赤家族”在帝国事务中仅仅起着不明显的作用。然而，按蒙古法律的核心，即长子领地是在离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