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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是你的朋友，如果他死了你就永远见不着他了！”
“没错，我是他的朋友，这就是我不干预他的原因。”
“好吧，他现在还有知觉吗？”
“几乎没有了。”
“仍然在水中？”
“是的。”
“还有机会，看存上帝的份上，救救他！”
“不用了，河水把他冲到了岸上，他会活过来的。”
“河流把他冲走了多远？”
“也就一里多吧。”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在咳嗽，吐出的全是水，但他醒过来了。”
“你就在他身旁？”
“就像我挨你这么近。”
“你能和他讲话吗？”
“我能，但他不能．”
“他在做什么？”
“他就躺在那里。”这时候坡特脱掉了自己的上衣把它放在眼前的地板上。
“你给他盖上衣服？”
“他在发抖。”坡特在他脱掉的农服旁边躺了下来。
“你躺在了他旁边？”
“是的，我们打算睡觉了。”
“是的，我知道了，现在一夜过去了，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你在哪儿？”
“仍然躺在那儿”
“他还在睡？”
“不，他只是不想起来。”
“那天晚上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
“你对他说什么了吗？”
“也没有。”
“嗯，现在是下午了，你在哪儿？”
坡特站了起来坐回到自已的椅子上。“扎伊尔。”
“扎伊尔？你怎么去了扎伊尔？”
“这很难解释，你要知道，光有某种——”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要回到那里，你的朋友跟你在一起吗？”
“那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以为好的风景能使他振作起来。”
“你跟他说这件事儿了吗？”
“我说了，我对他说‘我们离开这儿吧’。”
“他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
“所以你就来到了扎伊尔？”
“是的。”
“你们两个一起来的？”
“是的。”
“下一步你准备做什么？”
“结识那里的生命。”
“然后呢？”
“我们会去下一个地方。”
“嗯，现在是6个月过后了，1986年的2月17日你在哪儿？”
“埃及。”
“还在非洲？”
“不管怎么说，以地球的标准来说那是个很大的洲。”
“你的朋友还在你身边吗？”
“当然。”
“在这些旅途中你们所需要的钱从哪儿得来？”
“哪也不用，我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没人反对？”
“我对他们解释完我们是谁后就没人反对了。”
“好吧，现在已经是你们离开那条小河一年整的时间了，1986年8月17日，你在哪儿？”
“瑞典。”
“你喜欢那里吗？”
“非常喜欢。那儿是我见过所有地方里最像K－PAX的。”
“哪方面像？”
“他们不主张战争，比我们见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要更具有容忍性。”
“1987年8月17口。”
“沙特阿拉伯。”
“1988年8月17日。”
“澳大利亚。”
“1989年8月17日。”
“玻利维亚。”
“同年的10月17日。”
“美国印第安那州。”
“11月17日。”
“纽约。”
“1990年2月27日。”
“长岛精神病院。”
“5月17日？”
“曼哈顿精神病研究所。”
“现在。”
“同一个地方。”
“你的朋友自始至终没跟你说过话？”
“一个字都没有。”
“你试过和他沟通吗？”
“试过几次。”
“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
“我需要一个名字，如果你告诉我他的名字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我不能，但我可以给你个暗示，他会飞。”
“飞？他叫弗雷德？’’
“你应该做得更好的，除了飞机以外还有什么会飞？”
“他是只鸟？他有和鸟样的名字？’’
“没错！”
“嗯，嗯，唐纳德？伍迪？乔纳森？”
“这些不是真的鸟名。”
“马丁？杰伊？”
“快接近了。”
“罗宾？罗伯特？”
“干得不错，布鲁尔大夫，下面就要看你的了。”
“谢埘，我想现在就和他说淆，你介意吗？”
“为什么我要介意？”
突然坡特（罗伯特）从椅子上慢慢滑落下来，双手无力地垂住两边
“罗伯特？”
没反应。
“罗伯特，我布布鲁尔医生。我认为我能帮助你。”
没反应。
“罗伯特，听我说、你经历过重大的打击，找能了解你的痛苦，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没反应。
这时候我冒了一把险。我以为坡特（罗伯特）如果真曾经伤害甚至杀了人的话，也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自卫。尽管这只是猜想，但却是我手里最后的王牌了。
“罗伯特，听我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也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那不是件值得羞愧的事情。那只是人类的正常反应，是天生的。你明白吗？准遇到那种情况都会和你一样的。
“谁都可以原谅你做过的一切。如果你承认你能听到我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们不用谈论发生了什么，只是谈论怎么帮你克服沮丧感和自责感。可以吗？你不愿意我帮助你吗？”
我们就这样面埘面地坐了好几分钟，我在等待他的回答，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动作也表明他在听我述说。但是他连肌肉都不曾抽动一下。
“我会让你考虑一段时间。我们一周后再讨论这个问题怎么样？请信任我。”
没有反应。
“现在我要和你的朋友说话。”
他全身颤抖了一下，眼睛睁得大大的，面带笑容，是坡特回来了。
“嗨，好长时间不见了，怎么样？”
我们又谈论了一些以前会面的话题，他把最细小的细节都说得分毫不差，好像身体里有个录音机一样。
我把他从催眠中唤醒。和往常一样．他一点也不知道催眠时的事情。
下午在我们的讲座室开了一个研讨会，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在考虑增加与坡特见面机会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这周的周末和下周初我要在洛杉矶参加一个会议，早在半个月前就约好了，所以绝不能推掉。其实我在怀疑即使多增加几十次会面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甚至是几百次也还不一定。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姓，但我不知道这对追踪他的背景会有多大的帮助。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倒是挺鼓舞人心的：说出他的姓名意味着盔甲的破裂，也就是说，也许罗伯特准备和我合作了呢。但是离坡特“离开”的日子只有两个星期了。如果那时候还解决不了，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他的姓是罗伯特。”开完会后我告诉吉塞拉。
“太好了！让我查查我的列表。”她上下翻动着那在计算机里打印出的长氏的失踪人员名单。
“这有一个！但是这家伙是1985年4月失踪的，而且那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等等！这又有一个！他是在八月失踪的！哦，不，他那时只有七岁。”她悲伤地看着我。“这是这里仅有的两个罗伯特。”
“他应该存在啊，”她哀号着，“一定应该有他的记录。我们一定是忽略了什么。一个重要的线索……”
她跳了起来，在我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最后她看到了我桌子上的家庭合影。她好奇地问起我的太太，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的。当时的情景等等。我告诉了她关于我们一家的一些琐事。然后她又坐下来告诉我一些以前她没有提过的关于自己的事情。我就不在这里写出细节了。但她与许多从体育界到媒体的名人过从甚密。问题是虽然她有着无数的男友，却从来没有结婚。
我不打算问她为什么，但是她说了：“我是个理想主义或者是完美主义者什么的。”然后她把眼光移向远方，“因为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男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奉献出来。”然后她转向了我。
有那么一会儿无助的时刻——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