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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蛤蟆大嘴影响了形象，否则他算得上一个美男子。初建场时他和知青一样下地干活，干得极泼。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第一年割麦时正逢上淫雨，麦地里尽是胶泥。知青们只能穿有鞋带的球鞋，没有球鞋的知青就用绳子把布鞋捆牢。在泥地里杵一会儿，鞋上裹满了胶泥和草根，大小像个小足球，走动起来相当困难。但没有知青敢脱赤脚，因为斜斜的麦茬相当锋利，会割破脚的。只有赖安胜和几个老农脱着赤脚，在锋利的麦茬上健步如飞，如履坦途，这得益于他们脚底板上有厚厚的茧子。那天晚上我曾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上：
赖副场长的一双铁脚板，让我看到了自己和贫下中农的差距。
但他当上场长后就再也不下田了，平时也刻意和知青们保持距离，我猜他是学习前任胡场长的派头，胡场长文a倒进河水，还在河边冲洗，用刷子擦，坚硬的塑料须擦着金属面，磨出笨拙的窸窣声，如同猫鼠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革前是县长，很有手腕，如今领导一个农场可以说是牛刀杀鸡。那种从容淡定的派头，赖安胜是无论如何学不像的。这会儿赖安胜久久地以背影对着我们，我不知道在此时此刻――就在他就要拼死一搏、实施杀人计划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心情？
如果仔细观察，这天早上也有几点异常：庄学胥常常不动声色地扫我和颜哲一眼，那意思说：你们究竟打算咋应付？你俩好自为之吧。陈得财和陈秀宽一直不在井台上，没见他们吃早饭，不知道这会儿窝在哪儿。最可疑的是孙小小，过去她一向爱粘在我身后，小尾巴似的，但今天却躲得远远的。既躲着我，又不时拿目光扫我，神情亢奋不安，肯定心里有什么秘密。不过孙小小肚子里是存不住秘密的，当天下午我就从她嘴里知道了根由：场长昨晚非常震怒地威胁了她，让她“闭紧你那张小屄嘴，以后若再跟郭秋云或颜哲说啥屁话，就让公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里叶子葱翠，老屋子年久失修，多是安把你抓走关到大牢里”。她很害怕，所以不敢和我再接近。
还有一点她没说，是我猜的，我想与事实不会太远：昨晚赖安胜威胁她之后，又把她弄上了床，教这个不足15岁的小姑娘学会了男女之事。而且显然孙小小对此并不反感，甚至可以说她初次尝到了男女之事的乐趣。看着她亢奋的表情，看她时常追随场长背影的炽烈目光，就能清楚地猜到这一点。也许她身上真有她母姊的淫荡遗传？我这样想时觉得自己很残忍――她只是一个不足15岁的小女孩呀――但不管怎么说，孙小小的人生之路从此时起就走歪了。
我也悄悄观察着颜哲，他非常轻松，目光带着旁观者的冷静，大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劲头。看着他的笃定，我心中多少踏实一些。
上工的钟声敲响了，像往常那样，副场长庄学胥安排农活。因为大块麦田还没熟透，今天主要是做麦收准备，只有我和颜哲所在的一班去割麦，有些小地块儿的麦子已经熟了。庄学胥安排时，赖场长不声不响地站在他后边听着。等他把活派完，赖安胜说：
“颜哲不去割麦，让他领着陈得财和陈秀宽去县里拉化肥，去两把人力车。”
庄学胥很快扫了场长一眼，显然这个安排他事先不知情。我心头一震，知道“那件事”要来了。因为这个活儿安排得相当蹊跷，以往去县里拉物资，一般是一人拉一辆车，如果货物过重则是男女搭配，女的拉边稍。像这样派三个强劳力拉两辆车的情况绝无仅有，也不合逻辑。但如果赖安胜本来就没打算让第三个人回来，那就不奇怪了。
这时我看见了那两个准备做凶手的人，他们已经收拾好两辆人力车，远远地候着。庄学胥说：
“好的，颜哲你去，按场长的安排。”
颜哲点点头，对那边两人喊了一声：“等我一下，我去换双鞋！”
经过我时，他不动声色地看我一眼，我能从他眼睛里读出很多东西――放心吧，我知道他们的用意，我回去就是去带我的“宝贝”。
我们带着镰刀去大田，赖安胜也亲自去了。这半年来他早就脱产了，不干农活，所以今天他的举动恐怕也属反常。我在麦田里抬起头，远远看到两辆车三个人走过护场沟的砖桥，那是进出农场的必经之路，然后在新修的土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蓖麻和杨树的绿荫之中。此后的一天中，尽管我处在赖安胜的眼皮底下，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难免不时怔忡失神。因为我的魂魄已经随着颜哲走了，正伴他走着那段生死未卜的路程。
第二章 蚁王
蚂蚁是社会性昆虫，社会性昆虫有三大要素：1 同种个体相互合作，共同照顾族群中的幼体；2 族群内有明确的劳动分工；3 族群内至少有两个世代重迭。
社会性昆虫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然有一个雌性的“王”， 是族群中具有繁殖能力的唯一雌性。与我们想象的不同，蚁王的职位只是一种劳动分工，蚁王并不负责蚂蚁社会的组织和指挥。蚂蚁社会的秩序是天然形成的，是由基因决定并由信息素具体实现的，就像白蚁群中，只要个体数量达到某个临界值，就会自动学会建造复杂的蚁巢。在人类社会中，对“王权”的需要与制约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因为一个高踞社会顶端的管理者必然会无限扩大权力，成为社会肌体的毒瘤，这个过程因为缺少制衡机制而几乎无法避免。但在蚁类社会中，由于“王”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力，因而也不会发展为社会的毒瘤。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1 新生
那一天真难熬啊，尤其是到了下午，我心里愈益燥动不安。赖安胜下午没来麦田，我不必再维持那个假面具，所以我时时手搭凉棚向远处眺望，盼着两车三人的影子早点出现。实际上我知道，到县城有四十多里地，即使是正常情形，来回一趟也到晚饭后了。连林镜也看出我的异常，过来小声地问：
“秋云姐，你今儿个咋心神不定？”
林镜是初中生下乡，年纪小，性格活泼，整天嘻嘻哈哈地没个正形，但他其实心眼很好，知道体贴人。看着他真诚的娃娃儿脸，那一会儿，我真想把肚里的担心全都倒出来！当然，这样重大的秘密是无法告诉他的，我只有含糊地说：
“没事，我昨晚没睡好。”
孙小小躲了我一上午，一直紧跟在赖安胜后边，帮他捆麦，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盯着他雄健的后背。公平地说，赖安胜割麦确实是农场头一把好手，揽得宽，割茬低，镰刀忽忽生风，横着扫过一波，用脚背配合左手一拢，整整一个麦个子（麦捆）就出来了。但孙小小的眼光绝不仅仅是对“技艺”的崇拜，那是女人看自家男人的目光，非常炽烈，毫不掩饰。那会儿我已经猜到了其中的隐情，岑明霞更是清楚地帮我证实了这一点：她老是拿毒毒的眼光斜睨着孙小小，而孙小小对她的毒视毫不在意，在赖安胜跟前越发笑语连珠。
下午，孙小小见场长没来，又开始往我身边凑了，跟在我后面打麦捆，有一搭儿没一搭儿的和我说话。我忙着割麦，再加上对她开始有了戒心，没怎么理她。她忽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秋云姐和颜哲哥都是好人，他们不让我理你们，我偏要理。”
我心里一沉，知道这句话大有讲究，但很谨慎地没有理这个话茬。她又突兀地跳到另一个话题：
“看赖场长割麦真带劲儿，像洪常青跳芭蕾舞！哼，岑明霞那贱女人，我帮场长捆麦有啥错？你看她看我那个眼神，恨不能吃了我！”
我从她的话里品出了一个女人（这个早熟的女人还不到15岁啊）的醋意，或者说品出了两个情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什么妇的争风吃醋。我看出来，此刻孙小小已经以赖安胜的情人自居了。从那之后，我再不敢对孙小小说啥知心话。
终于熬到晚饭后，我对冬梅招呼一声：
“我去接颜哲，可能回来晚一些。”
冬梅知道我今天心事很重，当然她肯定把原因想歪了，认为与我昨夜整夜不归有关。她体贴地说：去吧，去吧，回来晚一点也不要紧，我给你打掩护。我避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