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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了明珠的权势，却还是困难重重。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皇帝派遣使臣正黄旗都统、内大臣武默讷和一等侍卫对秦为使臣，前往长白山致祭。纳兰性德抢先派人将消息告知吴兆骞，并作下了周密的安排。吴兆骞写下了数千言的《长白山赋》，通过武默讷和对秦献给了康熙皇帝。此赋“词极瑰丽”，且铺张扬厉，对长白山极尽渲染。长白山素来被视为清朝的发祥之地，年青的康熙皇帝读到此赋后，大加赞赏，马上询问作者的情况，得知吴兆骞的情由后，当即就有赦免之意。然而，又有“尼之者”从中阻挠，未能成功。皇帝有意赦免，照样有“尼之者”，由此可见当初江南科场案涉及的背景是何等复杂。
在这样的情况下，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商议后，决定走方拱乾赎归的老路，筹集资金，为吴兆骞认修内务府工程，醵金赎吴。当时措赎金最踊跃者为徐乾学。愿意为吴兆骞捐钱者不在少数，辇下名流都以不参与为憾。经过各方奔走，多方斡旋，吴兆骞最终以纳二千金被赎归。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还乡诏书终于下到吴兆骞手中，纳兰性德终于实现了五年为期的承诺。此时，吴兆骞在宁古塔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当年九月二十日，吴兆骞从宁古塔起程，十一月回到京师，与顾贞观等好友相见后，“执手痛哭，真如再生”。吴兆骞回到北京当日，许多人写诗纪念。益都冯相国有诗道：“吴郎才调胜诸昆，多难方知狱吏尊。”可惜此时吴伟业已去世十年，山东诗人王士禛叹息说：“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还。”
吴兆骞回到京师后，留在明珠府邸中，为纳兰性德之弟揆叙、揆芳授读，以报答纳兰性德相救之恩。尽管在关外多年，吴兆骞孤傲放诞之性情不改，不久因小事与顾贞观有些嫌隙，顾贞观也不作辩解。明珠知道后，特意将吴兆骞叫到内斋。只见内斋左楹上写着：“顾某为吴某饮酒处。”右楹写着曰：“顾某为吴某屈膝处。”吴兆骞得知情由后大为惭愧，找到顾贞观，声泪俱下地说：“生死肉骨之恩，而以口舌之争辜之，兆骞非人类矣。”二人友谊从此更加亲密。
不久后，吴兆骞返回阔别近三十年的苏州故里，离开时还是黑发青年，回来时已经是白首老翁，怎能不叫人感慨！其时，吴父、吴兄均已经去世，只有老母李氏尚在。吴兆骞即构屋三楹，读书其中。友人汪退谷题其居为“归来草堂”。
长期在关外生活，吴兆骞已不适应江南的水土气候，他一回到故乡，就大病数月，手足肿痛，腹疾时发，苦于下泄。后来不得不到京师治病，最后病死于京师旅邸中，时年五十四岁。因家境贫困潦倒，后事由纳兰性德代为料理。
至此，江南丁酉科场案中最传奇的人物吴兆骞最终以凄凉的结局谢世。江南丁酉科场案的最后一点余声也终于结束，但其影响却远远不止于顺治、康熙两朝。
叁、江南辛卯科场案
丁酉科场案自上而下，死伤无数，惩罚之严酷，牵连之广阔，为科举制建立以来所未有，确实令人心惊胆战。忽视此案背后复杂的背景不谈，顺治皇帝之屠刀大举确实对科场舞弊者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此后五十年间，没有科举大案发生。然而，科举是通往权力的门槛，给人带来的诱惑实在太大，虽有重典在前，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很快就有人忘记了血的教训。
康熙五十年（1711）为辛卯年，又是一个大比之年。这一年的秋天，康熙皇帝觉得天凉得格外早，早早就把冬衣披上了。其实，他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他心理的作用而已，他还没有完全从大学士张玉书病死的伤痛中恢复过来。
张玉书，字素存，号润甫，江南丹徒（今江苏丹徒）人，顺治十八年（1661）中进士，时年二十岁，自此步入仕途。这一年，刚好是康熙登上皇位。之后的五十年，张玉书亲眼见证康熙如何从一个受权臣钳制的小皇帝成长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擒鳌拜、平三藩、打败噶尔丹。对康熙皇帝而言，张玉书不仅仅是臣子，还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伙伴。张玉书病死后，康熙皇帝亲书挽章，又亲作挽诗，并对身边的亲信大臣说：“朕自幼读书，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五十年来，许多大学士都以年老告辞林下怡养，朕常使人存问。凡在朝诸臣，朕待之甚厚，他们也矢忠尽力，历数十年之久，与朕同白了须发。朕念宿学老臣辞世者辞世，告退者告退，每每伤心痛哭。”
实际上，真正令康熙皇帝悲哀的并不是这些同白须发的老臣的离开，而是他感到这些人辞世、告退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人生中最辉煌最美好的时光。从谢世的人的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确实，帝国的皇帝明显地老了，“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就在康熙皇帝最沮丧最孤独的时候，传来了本科江南乡试舞弊的消息。而第一消息的来源，就是被他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的奏疏。
辛卯年的江南秋闱乡试，正主考官为副都御史左必蕃，广东顺德人，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副主考为翰林院编修赵晋，福建闽县人。二人都是京官，为康熙皇帝亲自挑选，派往江南主持乡试。
左必蕃、赵晋二人一到南京，两江总督噶礼便亲来拜访，礼遇甚隆，令左、赵二人大感意外。
这个噶礼来头可是不小，姓董鄂氏，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开国功臣何和礼第四代孙，母亲还当过康熙皇帝的乳母。因为这种关系，噶礼升迁很快，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抚。他在山西任上时，贪污了数十万两白银，并大肆收受贿赂，先后两次被人告发，被多名御史弹劾。但在康熙皇帝的庇护下，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升为户部侍郎，康熙四十八年授两江总督。噶礼到江南上任后，为了树威及铲除异己，震慑江南汉人官吏，接连上疏弹劾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导致这些官员全部被罢免。苏州知府陈鹏年代理布政使，因性格耿直，不肯逢迎噶礼，也被弹劾罢官。噶礼还不罢休，想借文字狱除掉陈鹏年，秘密上疏说陈鹏年写的虎丘诗句中有怒气，是反诗。康熙皇帝虽然年纪大了，对噶礼的胡作非为也一直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但他并不是真正的糊涂，因而没有理睬噶礼的这道暗藏杀机的密奏。
正因为噶礼历来狂妄自大、专横暴戾，因而当他亲自来拜访江南乡试主考官左必蕃、赵晋时，令二人受宠若惊之余，也开始隐隐猜到噶礼到来的目的——这个有名的大贪官是想趁这次乡试大捞一笔！
左必蕃为人谨慎，也颇有远见。尽管人人都知道当今皇帝公然容忍噶礼在江南大力排除异己、结党纳贿的行为，却也派了著名清官张伯行来接任江苏巡抚。这其中显然别有深意，至少左必蕃是这样认为的。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他出身富贵，家中相当有钱，却没有纨绔子弟的毛病，孜孜好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中书舍人、山东济宁道。自步入仕途，居官一直清正廉明。张伯行在济宁道任上时，正好赶上灾荒之年，他便自己从河南老家运来粮食和棉衣，赈济山东的老百姓。当时，康熙皇帝命按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未经请示，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粮食赈济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布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打算上疏弹劾。张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是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这才打消了弹劾的念头。
康熙皇帝南巡时，听说张伯行勤于供职，造福于百姓，对金钱从无染指，特予“布泽安流”的匾额，升其为江苏按察使。张伯行在江苏任上时，两江总督正是噶礼。张伯行不但不肯与噶礼之流同流合污，而且敢于抵制噶礼的横征暴敛，并有一句名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