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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就完成了大半。 同时，为了支援前线，机关实行包餐，不发服装费和每月的５角钱零用钱，紧缩办公费，裁减冗员，从各个方面节约开支。总之，随着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湘赣苏区的工业、农业生产以及邮电、交通、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五、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党的白区工作
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建立后，对原有的群众组织进行了改造和整顿。 建立了原先没有的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相继制定了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妇女代表会的暂行组织法。 各基层组织也都按照组织法建立或进行了改造，并先后召开了各组织的省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一级的组织。省委很重视白区工作。 为了发展白区党的组织。１９３２年将当时的株州特区委改为长湘区委，负责开展长沙、湘潭和株洲、醴陵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发展了１００多名党员。 省委还将湘南特委改为湘南道委，决定以耒阳为中心，向茶、安、酃苏区发展；以水口山、香花镇产业区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心；发展北石村赤色工会与农会组织，将发动游击战争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 白区党组织在敌人驻扎地周围散发宣传品，开展对白军士兵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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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湘赣苏区的肃反
湘赣苏区开始肃反时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后来苏区中央局逼得很紧，我们又看到打了胜仗，苏区扩大，群众拥护，因此越搞越“左”。中间虽然有过纠正，但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左”
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蔽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的估计，制定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所谓“ＡＢ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对象的名单，责成我们临时省委审理。 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地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按照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省保卫局。 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逼、供、信的错误作法，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的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其间虽也怀疑或提出过纠正意见，但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湘赣省建立了政治保卫处，各县肃反委员会也都单独建立起来，开展了所谓“向ＡＢ团改组派的坚决斗争”。永新、莲花、吉安、攸县、宁冈、安福各县都召开了公审大会，把少数群众的反水和个别士兵的投降，也完全看成是“ＡＢ团”
在捣乱。有些县的肃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甚至主任也被认定为“ＡＢ团”分子。当时肃反的主要方法是运用所谓“自首政策”
，“从‘ＡＢ团’分子中拿住其弱点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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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３２８—
无法辩脱而直供出来“。
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一般错误当成反革命问题，以致出现党员恐慌，群众逃跑的严重局面。 到了１９３２年２、３月间，王震从中央苏区开全苏大会回来，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肃反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意见，才稳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因为中央对反对肃反扩大化的意见并不明确，只是说要走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其实，所谓阶级路线就是看出身、论成份，不看斗争经历；所谓群众路线也就是形式主义，就是拿到群众中去公布一下，让群众举手表决。 由于并未解决“左”的问题，因而到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又大搞起来了。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湘赣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完全是在检讨肃反工作中所谓的“严重的右倾消极”了。１９３３年４月间，中央派了大员来湘赣搞肃反。 这位大员原是江西省委的保卫局长，这次被派到湘赣省任保卫局长，来的时候中央苏区保卫局又给了他一批肃反材料。 虽然在这之前，湘赣地区的肃反工作已经搞了很久，也杀了不少人，但一些重大的案件，我们认为有疑问的，尚未处理。 新来的保卫局长认为我们是右倾，对“ＡＢ团”
动摇妥协等，将袁德生、胡波、李梦弼、刘其凡、于兆龙、陈韶、朱映华、曾毅之、陈竞进、刘秉常等较重要的干部处死了。 当然，处理像袁德生这样重要的干部，是由“左”倾中央决定的。 记得逮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还是秘密进行的。 那天假说请袁德生到保卫局吃饭，结果就这样逮捕了。 逮捕后，对外说是袁德生调中央工作去了，暂时由谭余保代理省苏主席。 审讯袁德生的材料有十几条，都是从中央苏区带来的，每天要用电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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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报审讯情况。 得不到袁的口供，但又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反革命，因为中央来的材料铁案如山。 要突围了，该怎么处理他，请示中央后，很快回了电报，并指明电报要保卫局长亲译。 原来电文说要将袁德生就地处决。 这次和袁德生一起遇害的还有黄之静。肃反中，我们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时也曾持过怀疑态度。记得中央大员没来之前，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毛泽东早年培养的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令。 对刘其凡、李天柱的“ＡＢ团”问题，我们也是有怀疑的，所以这些人我们当时都没抓，但这也是暂时地抵制而已。 因为那时中央局在这个问题上压得很厉害，拒不执行就是引火烧身；况且肃反机关自成体系，不受党委的领导；最主要的是当时党中央犯有极“左”
路线的肃反错误。这不是那一个苏区的问题，当时党中央派去各苏区的领导干部，传达贯彻苏联格别乌（即保卫局）的肃反经验，加上当时斗争环境的险恶，在全国各苏区都发生了各种反革命派问题。首先在福建闽西苏区发生社会民主党问题，在中央苏区（江西）
发生“ＡＢ团”
问题，在鄂豫皖和湘鄂赣苏区发生改组派、第三党等问题，最后在陕甘宁苏区发生反革命右派问题。 革命的实践证明，实际上许多所谓反革命派大都是极左路线下的保卫局少数人用逼、供、信方法制造出来的。 所以肃反工作的路线错误，不是那一个苏区，那一个人的问题。 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许多负责人觉悟起来，才能逐渐改正。 我个人是受过“左”倾路线处分的，在长征途中我看到许多被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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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５２８—
疑为“ＡＢ团”
等反革命的人，艰苦跋涉，仍然跟着党闹革命。特别是我的战友张启龙，他被怀疑为反革命，被保卫局监视着，历尽艰辛，仍然跟着红军干革命。 当我和王震、张启龙等长征胜利后在延安相见，互相叙谈湘赣苏区历史时，我们都为刘士杰、陈洪时先后叛变致死，而我们仍然健在，朝气勃勃高兴。 历史公正的考验，是真假革命的最好证明。１９３３年年底，中共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后，我便离开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去了。总之，我认为当时阶级斗争是剧烈的，暗藏的反革命也确实是有的，问题是当时在党的极左路线领导下，造成了各个苏区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这是完全错误的。 好在我们党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极左路线的错误，使各个苏区在错误肃反路线下的受害者逐渐得以昭雪平反。
（原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赣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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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８—王首道文集
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伟大实践
１９１年６月２０日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的光辉日子里，我作为一名有６５年党龄的老党员，感到由衷的高兴。７０年来，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斗争中，人口问题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从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