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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後几次会议上，被朱熔基批评得几乎下不了台的局长，有二十多位，这就更要得罪一些旱已经习惯於「无过便是功」的「稳健型」干部。某些对朱熔基怀恨在心的人，便放出上海市「局级干部将面临大换班」的谣言，企图联合起来「赶走朱熔基」。
严厉管理属下
那些被朱熔基批评的人，也一齐向江泽民哭诉，使江泽民对朱熔基颇有意见。在市委书记、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上，江泽民厉声说：「你在上海不团结这些副市长、局长们，靠个人能耐行吗？」江泽民又一再指出，搞个人英雄主义，非垮台不可，还是要依靠各方面同志。
当时江泽民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朱熔基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两人党内地位相差太悬殊，对江泽民的严厉批评，朱熔基不得不表示诚恳接受，并一再作「自我批评」。此後，朱熔基不得不到处为自己的行为打圆场说：「看到一些事情没办好，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我心里急啊！我脾气不好，可能得罪了一些同志，请大家多多包涵。」
一位上海记者断言说：如果让老百姓民选市长，朱熔基肯定高票当选；如果让厅、局级以上干部选举市长，朱熔基得票肯定不过半数，而朱熔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上海滩》杂志九三年第一期刊载龙年写的长篇报导《朱熔基市长应「考」记》，记录了朱熔基在上海关心市民生活、重视市民来信的若干事例。
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一样，阅读和回复市民来信是朱熔基与市民沟通的另一种方式。据统计，八九年一至九月，市信访办共收到市民来信四万一千件，其中朱熔基的便约有二万一千件。到此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收到的信件累计已超过四万封。
信访办特地委派近十名干部专门处理给朱熔基的信。他们对来信逐一登记、筛选、摘报、查办转处，有些则由朱熔基本人直接回复。八九年他们为市长摘取特别重要的来信九百多件，这就是说，朱熔基平均每天看信三封。最多的一天，九月十七日，他批阅了四十八封来信。随看随批，交代有关负责人去办，办得如何，过後还要查。
有人曾建议，一个人精力有限，市长忙，对来信不必管得这麽具体。朱熔基说，我就是要做个样子给下面，市长都看市民来信，区长、局长为何就不应该看呢？
他还特地让秘书向市信访办传达了四点意见，明确提出：对提出重要建议、揭发重大问题、反映特殊困难或带倾向性问题的来信，要作为重要来信处理。此外，对批转的来信如何催办、如何复信，也都提了具体要求。
上海市某县一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忽然被莫名其妙地调离了工作多年的岗位，原因据说是与同校领导和教师「关系紧张」。
他在朱熔基上任不久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六年前的委屈。根据朱熔基的批示，有关方面组成联合调查组，最後上报的调查结论是，考虑到他已经调离的现实，不便调回原来的中学，宜徵求他的意见後，另外落实一个单位。真正的理由则是让他回原来的中学，就会被认为是领导错了。
从市民来信中发现问题
朱熔基在报告上批道：「领导就不能有错？」「我看把他调回原中学，问题可能好解决的多，这样也不去追究谁对谁错了（都作自我批评）。再调一个地方，还可能扯下去。」他终於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六年中因调动问题末领的工资、副食品补贴也原数领回。
一件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市长过问了才有结果，这种事情不少，原因就是官僚主义作祟。
一位镇人民代表的来信说：「我在一九五五年买一幢房子，从签订合同、登记过户到税务局纳税，一天时间，手续办完。效率之高，今人叹服。去年我想与人调房，共房屋交换所办手续，时过三哨月，杳无音讯。去催间次数多了，被骂了出来：「时间越长，对你们越负责，你懂吗？」我的两户老邻居申请接水进屋，厂方同意接装。至今，一户申请已三年，另一户近一年了，看来归西前接水进屋希望不大……。」
朱熔基立即批示：「请将原信印发市委、市政府并建委、财贸办」。他还藉此为例，廉政要抓大事，但是开门七件事也是大事、性命交关的大事，一定要管好。
廉政风暴刮起後，大批反映干部问题的来信转到朱熔基手中。
有一位职工反映，该厂连续数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但厂长竟向上虚报，骗取承包奖金和「先进厂长」称号，工人拿不到奖金，厂长都名利双收，而且多次去美国、联邦德国。经查，这个厂长八九年虚报产值百分之三十八，查首後，即予撤职，并取消「先进厂长」称号，追回承包奖金：全局通报批评。
一封匿名信揭露上海某街道盛行的不正之风，街道「三整顿」、城建办等几个部门向个体户集资，每户先付几百元搭建活动房，然後出租给个体户经商，每户月一百元：有的居委会租进活动房间月租七十元，现转证给个体户，从中牟利；居委会还规定大小机动冻进出里弄每次要给「养路费」十至二十元，这些钱都成了里弄干部的奖金。
朱熔基从信中感觉到事情的典型性，於是特批：「请通知各区注意，不得任意搭建临时建筑牟利。这都是机关搞创收的恶果。」
从人民来信中汲取养份，从而增强对事件的判断能力，这便是朱市长阅信的收获，上海市行政事业性单位清理整顿收费办公室，制订颁发的《上海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就是针对上述来信列举的现象而出台的。
民不畏我廉
到上海工作以後，朱熔基可能是吸取了当时的天津市父母官李瑞环的成功经验，即「取悦於民」，「多抓几件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著的事情」。而像抓「菜篮子」及改善住房条件、交通状况，治理环境污染 硬性工作虽然非干不可，但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个时间过程，所以新官上任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良好形象，一定要抓好一两件能够立刻让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情。
在正式当选市长之前，朱熔基经常背著市委办公厅的干部，独自找人，上到市政府主要机构的负责人，下到普通知识分于、工人、农民。在同市监察局局长吴德让的谈话中，朱熔基了解到上海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问题十分严重。
吴德让是一九八七年九月被任命为市府监察局局长的。他向朱熔基表示：我是怀著「不怕撞得头破血流」，「手里提著乌纱帽」的决心上任的。
吴德让的这一番决心今朱熔基大为感动，同时也使他想到了唯有抓廉政建设这一软性工作，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投资的前提下迅速见效，取悦於民。於是朱熔基将他列为政府换届後重新任命的六十名局级干部中，第一个通过考核的对象。
朱熔基对他说：你的两只眼睛就给我盯住上海五百零六位委办局领导干部。只要你在廉政建设的问题上不怕得罪人，我帮你保这项乌纱帽。不是说上海有人「通天」吗？那好，保不住你的位子，我陪你一起摘掉头上的乌纱帽。封建时代的清官都懂得「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道理，何况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
吴德让向朱熔基汇报说：八七年十月，他曾随中央监察部的代表团到瑞典、英国和苏联考察这些国家的廉政建设，廉政制度问题，这些国家对官员以权谋私的处理方法，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公开，新闻媒介一公开就成了丑闻，这些人当官就当不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为什麽做不到？
朱熔基对吴德让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即表示自己将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建议，要求宣传部门配合廉政建设的宣传，利用公开媒介，对上海干部进行廉政监督。而上海市民在听到朱熔基决心狠抓廉政建设的承诺後，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举报电话和信件，搞得朱熔基的秘书应接不暇。
有了朱熔基的大力支持，仅八八年一年，上海市就查处了二十九个委办局负责干部，其中有的通报批评，有的被责成限期退还贪污受贿款项，有的还被在新闻媒介曝光。
对公安也一视同仁
他刚刚到上海工作後，即向各区、县长及市府官员赠送并逐句解释一段古训：「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分则明，廉则威。」但市政府在他主持下制定并公布了改善政风的八条规定後不出一个月，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航运局，便在两周召开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