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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尔菲尔德，”持卡人确认说，“没错，就是我们的地址。”
“明天我们就把卡快递过去，先生，”她确认道。
挂断电话时我满头大汗，心慌气短。我知道自己现在还不是稳操胜券，但已经想好了应急措施。我钱包里将有一张我知道所有安全问题的卡，而且我还有一个备用计划，有望为我赢得一些时间，并掩盖自己的身份。但首先得收到这张卡，而不能惊动家人，引起爸妈注意我的鬼祟活动。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起床，坐在厨房桌前，目不转睛盯着门前花园小路。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仍旧独自坐在那里。一个手拿信封的男人推开了大门。
我的诈骗生涯中有一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打开这第一个信封、看到这张熠熠生辉的信用卡的一刻，当然要算在其中。它绚烂无比，签名栏空白，印有商务卡标记。我把信封和信撕碎，塞到垃圾桶最底下，关上厨房门，拿起了电话。耳机里又传来背景噪音、敲击声和说话声。通过安全询问后，我把账户地址又改回了原先的地址，然后挂了电话。我等了十秒，又打过去；这个电话很重要，我完全在凭直觉行事。
“您好，我想核对一下账户地址。”
“好的先生，我得先问您几个安全问题。”
“当然。”
安全问题过关之后，她读出了账户持有者的最初地址。
“对了，”我说，“实际上，您也许能帮帮忙。几天前，我把地址改成了格拉斯哥的新办公地点，但搬家花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长，我相信我的财务总监已经把地址改回来了。我需要往新地址寄点东西，您那儿没有新地址吧？”
“对不起，先生。”女士满怀同情，“我们只登记一个地址。贵公司财务总监把地址改回去时，另一个就给抹掉了。”
“没事亲爱的，”大获全胜！“不必担心。”
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公司的安全部门仍有可能发现往我的地址寄过卡，假如他们想起查查快递服务，就更容易发现。但我希望事情如此发展：
——今后几天，持卡人手中的卡无法用了。
——持卡人给美国运通打电话，公司会解释说，根据记录，他们已经寄出了新卡，然后把记录在案的地址读给他听。
——持卡人会疑惑地答应等新卡寄到。
——再过几天，他会再次给美国运通打电话，运通会查看账户，并意识到，有人在用这张新卡花这个家伙账户中的钱。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他们会着手追查我，还是会审视发生的情况——未经持卡人要求就把一张卡寄到持卡人地址，地址是持卡人确认过的，可是卡最终却落入他人黑手——并尽快为账户持有人填上损失摆平此事？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定是让这等严重失误公诸于众吧？
答案揭晓前，我还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
我飘飘然走在去芒特佛罗里达火车站的路上，兜里揣着那张卡。在火车站，我看到艾伦还在售票厅尽忠职守，但我走上站台时他只是招了招手。行动开始了，登上火车时我想道。进城的第一站是戈登街的英国航空公司售票点，以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对话。
“一张伦敦往返头等舱机票，明天出发，谢谢。”
“对不起，恐怕英国国内航班没有头等舱，先生。”
“可是……登上飞机后靠左手边是什么？”
“机组人员坐飞机前部，先生。”
“呃？”
“不过我们倒是有公务舱。”
“行，好吧，就公务舱。”
“先生，您怎么付款呢？”
“美国运通卡。”
要说登堂入室、进入高级别诈骗领域，这算不上最顺遂的一次，却开了个头。那个女职员态度冷漠，不过没关系，我跟她说要为一位名叫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同事订一张票；几分钟后，我拿着票，出来到了街上。我在城里还买了其他几样东西，但不希望引起人们对这张新卡的过度注意，于是决定等到第二天再真正一试它的购买力。
经过一夜辗转不安的睡眠之后，我起床告诉母亲，要拿积攒下来的工资去趟伦敦。这使她对我刮目相看，并说一定得去看看白金汉宫。我保证一定去，并告诉她，当女王在宫内时外面有四个门卫，不然就只有两个。她答道，我满脑子都是这些没用的琐事。我打出租去到机场，然后走向英国航空公司换票柜台。
这是我童年智利之行后第一次到机场，这种感觉，混合着犯罪的刺激感，使我走近换票柜台后面的小姐时紧张得浑身发软。老远就能看出，这个衣着破旧的毛头小伙子朝她走去时她是什么反应。就连我告诉她要飞往伦敦时，她似乎都拿不准我到底要干什么，可一调出我的公务舱订票，情形立刻大变。“谢谢您，卡斯特罗先生。”她微笑着，递给我登机卡和机票。
*
我直接去到登机口，呆在那里，直到通知登机。每当警察或保安经过，我都害怕得几乎要瘫软，然而他们看都不往我这边看一眼。等到安安稳稳坐在飞机上，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动，我才明白一切安然无恙，卡仍然好用，这就意味着……太好了，这就意味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在希思罗机场，我往派克巷希尔顿打电话，用信用卡预订了房间，并再一次语气轻松地提到了同事卡斯特罗先生，然后先坐火车，再换地铁来到那里。我是头天晚上从网上选定的这家酒店，它看起来很不错，但又不是太张扬。我知道我会显得很紧张，而且我头脑足够现实，知道一个十六岁独自旅行的小孩在巴莫拉尔那样的酒店出现，一定会显得格格不入。我需要找一个繁忙的连锁酒店，而不是专门提供个人化服务的上流酒店，那种地方会向你提出数不胜数的问题，保证搞得你头大。
登记入住手续几分钟就完事，我乘电梯来到房间，门僮要帮我提运动包，我婉言谢绝。这个包过去都是在火车旅行时装午餐和书本的。客房门一开，我便享受到初战告捷的快感。房间十分宽敞，一尘不染，海德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楼下，人们熙来攘往，有人在卖报纸，有人在开出租；这些人在那里劳碌奔波，辛苦谋生，而我安坐在高耸云霄的酒店房间里，策划下一步行动。
我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然后离开旅馆，叫了辆出租车。我有点紧张，因为根本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凭我有限的所知，这地方完全可能在另一个城市。当我躺在科朋本的床铺上读《塔特勒》杂志时，所有东西好像都来自同一条街上。杂志背面的所有手表、衣服、珠宝都来自那条街。我一定要去那里，不惜一切代价。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我坐进去，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五张二十英镑的钞票。母亲千叮万嘱过不要在伦敦打车，因为价格太昂贵了。我手里的钱就是全部家当了，当然，还有偷来的卡——款项金额不详。
“这够拉我去邦德街吗？”
司机一开始显得很生气，然后又露出莫明其妙的神色。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那沓钱和那个不是常人可去的地名把他给震住了。对于他那种人，心怀破碎的梦整天开车四处转悠，眼见一个我这样的小屁孩以这种方式提出这种要求，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我再次尝试，小心翼翼不显得那么牛皮烘烘，避免给他施恩于人的印象。
“这里是一百英镑，够拉我去邦德街吗？”
“多半够了，年轻人，”他慢悠悠地说。“那条街大概五百米远。”
我点了点头，动弹不得。
“您还是乐意步行去吧？”
“是的。”我说，声音显得老了五岁。我走下出租车，来到邦德街上。一旦置身其中，刚刚遭受的屈辱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条街比我想象的要窄，这使得沿街建筑物更显宏伟。它们庄严地矗立在马路两边，装饰着精致的石雕、柱子和旗杆。但我的注意力很快就从建筑物上转移开了。
戴比尔斯、卡地亚、古姿、圣罗兰、瑞士表行、香奈儿、蒂梵尼、普拉达、达克斯、多尔切与加巴纳、宝格丽、爱丝普蕾、尼哥花尔、罗夫罗伦、阿玛尼、杰尼亚、苏富比、吉米·丘、巴宝莉、路易威登……
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砰砰啪啪在我脑中爆响，唤起广告和杂志上的形象。我甚至不知道时装品牌还有专有商店；而此刻，它们一字排开，呈现在我眼前。我已经决定了第一样要买的东西——更适合现在这种旅行的包，得比我那尽忠职守的运动手提包更能装。
我走进路易威登店，挑了一款大号旅行包。我再三对售货员解释是来城里出差，他毫无表情地点着头。在柜台前，为了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