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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有点小，背上紧巴巴的，大腿根处也不太舒服。但除此之外，我整个人还是满体面的。我掏出一个白色信封，抽出万把欧元的一叠大额钞票。我把赌资和护照一起放进外套口袋里。一切就绪，我摆出当年约瑟夫·贾格尔的架势——此人1873年曾把蒙特卡洛的赌场掏了个精光。
穿过喧嚣的街道走向赌场，一排排聚光灯指引方向，眼前出现一块绿地、几处喷泉，再往前就是我的目的地了。我三脚并作两步跨上赌场著名的台阶，目不斜视穿过几个房间，直奔晚餐时读到的豪客博彩区。出示护照，交完入场费，我就投入行动，准备好追随贾格尔闻名遐尔的足迹。记得当时我还在想，赌场方面可别把我当成专业老千，当场给轰出去啊。
一个钟头后，我身上的所有钞票几乎就输光了，现在可是进退两难。裤子好像分分秒秒越来越紧，屁股简直就粘在了凳子上，浑身汗如雨下。桌旁其他赌友则沉着冷静，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手熟练地翻动着筹码。我浑身燥热，笨手笨脚地把筹码胡乱垒在绒毡桌面上。
随着轮盘的转动，我头脑昏乱得几乎神志失常，其实也只剩几个筹码在桌上了。我毫无策略可言，再加上两腿火辣辣地痛，我变得越发抓狂。赌桌后面派发筹码的先生肯定见识过无数惨不忍睹的输家，可连他也觉察到我不对劲儿，很担心的样子，问我要不要来杯水。
这可是个奇耻大辱。我出溜下凳子，头也没回穿过赌场走了出去，裤子像湿式潜水衣的下半身一样紧紧吸附在腿上。我回到酒店的酒吧，用一通闷酒浇满肚子的块垒，最后醉得不省人事。第二天一觉醒来，我陷入沉思：赌博，以命运为对手、永不休止的搏击，极乐和绝望间的瞬息剧变，分明不是靠偷来的钱为生、四处流窜之徒的理想事业。
唉，就此打住吧。我决心充分利用阳光，于是一跃而起，向城区街道进发。出得游艇船坞，我沿着蜿蜒的道路上行。路越来越陡峭，崎岖山路在有的地方实在太具挑战性，时不时会有电梯把人从一条街送到另一条。等我好不容易爬到山腰墙垣处，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如牛。
我转过身，似乎整个摩纳哥都躺在脚下。我坐在年代久远的石头上，注视着船只在水面无声地划出一道道白线，水那边是泊满游艇的船坞，再后面是一排排公寓楼房。像日内瓦一样，这里富得流油，是私人银行业的又一座家园。
不知为什么，当我坐在墙头上时，并没有想到永久移居摩洛哥或其他类似地方。没错，我是得错过一些DJ当班，还得远离公寓和贝尔法斯特的生活。但这样会安全得多。
这些念头就是没产生。我当时一门心思全在贝尔法斯特上，只想着回去后可能面对的情形。除了回去，我看不到别的出路。听凭命运发落吧！明知在劫难逃，我却未采取任何行动。
重返贝尔法斯特，重返阴冷凄凉。蒙特卡洛和那条紧身裤恐怕都是最后一次消遣了。不过眼下我得带您穿过我面对的另外一条绝望深渊，最好还是从钱说起吧。
我刚才没有提到，经过爱丁堡之行并挥霍掉四万二千英镑之后，骗钱的事有点不顺手了。我从巅峰状态跌落下来，半是出于自愿，半是由于恐惧，其实我也根本无所谓了，情况因之变得越糟。打往酒店的电话少了，寄到公寓来的信用卡少了，都柏林之旅几乎完全取消。我转而使用贝尔法斯特的电汇转账代理来进行风险低得多的操作——从瑞士户头把钱打过来。手里有那么一大笔钱，我再也提不起劲头去创造更多财富。我已不再陶醉于采用的伎俩，它不仅丧失了挑战性，也丧失了最初每次得手之后的紧张激动心情。整个过程变得味同嚼蜡，而且我变得越来越不堪一击，每走一步都像新手似的提心吊胆。
只要遇到一丁点儿麻烦，我就会说“行，没问题，”然后挂线。电话复归沉寂，有时一连几天我都不动它，直到需要从瑞士调出一万英镑什么的，汇到一家电汇转账代理，甚至径直汇到我那一度清白无瑕的贝尔法斯特账户。之前我还对电话把戏中碰到的障碍饶有兴致，视之为磨练我技法的好机会。如今，稍遇挫折我就使劲咽一口口水，放弃努力——“行，没问题”——然后拣一条顺当些的路走。
按理，我本应对自己充满信心，可事实上我却对欺诈打心眼儿里感到厌恶。更要命的是，我发现自己近来之所以心惊肉跳，是因为意识到一旦再落入当局手中，我就算玩完了。我满心不情愿地窥视未来，看到的东西又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干脆闭上眼睛装作没看见。
因为不愿意承受返程之痛，我干脆不再出门旅行。钱依旧如流水从我指缝流过，但那是习惯使然，并无多少快乐可言。不轮班做DJ时，我几乎都孤身一人闷在自己房间里。我会一连几个钟头看DVD，实在腻了，再在那张古董书桌前坐下来上网冲浪。
我花了大量时间查看世界各地的房产，筹划着永无实现机会的逃亡计划。无数个钟头花在了权衡比较房产上：伊比萨岛上的无名公寓，或者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山上托班加镇的小木屋。但假如不肯冒被逮住的危险，购置房产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偶尔我也浏览一下招聘网站，但从来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种种迹象使我渐渐看清，以诈骗为生给我自己设下了什么样的圈套。我本以为它可以给我带来其他任何途径都无法给我的生活和未来，结果它却剥夺了我的未来。我亲手剥夺了自己的未来。
短期前景也不怎么乐观。坐吃山空，瑞士户头眼看所剩无几，接着会怎样？与此同时，和母亲的交谈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与父亲，已经到了双方都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只知道说“你要好自为之啊”，这意思我明白，就是说我给他脸上抹了黑，于是我越发尖酸刻薄，根本不听他的。至于迪恩，我发现他嗓音变得深沉有力。他已经长大成人，可在我眼里他仍然是个孩子，那个在我们第一次智利之行中，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屁颠屁颠走在我身边的小不点儿。
有几个晚上我壮起胆子去贝尔法斯特城里，结果不是发现又失去一位朋友，就是又有一家酒吧或是夜总会给我冷板凳坐。我的交际圈只剩下“信仰”酒吧的迈克尔和埃德娜，再加上布伦丹和另外两三个人。
十一月初，沉沦之中，我采取了两大行动。第一就是邀请布伦丹搬到公寓里来。我正竭力想弄清楚，大难临头的感觉究竟是这座城市造成的，还是陷入孤独生活导致的；这种时候有个伴儿，也许能使局面稍有改观。
第二个行动就是再旅行一次。这个决定做得毫无热情，纯粹出于一线模糊希望，想试试看能否找回一点往日的灵感。我几乎都没钱付旅费了，幸亏事先从一两位史密斯先生者流搞到了一两张信用卡，其中一位入住的还是咱们的老相识巴莫拉尔酒店。如此这般，一天晚上我便预订了一张去阿姆斯特丹的机票，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我致电机场，结果订的机票出了问题。瞧瞧，连把自己弄上飞机都成问题了。
另外那张卡。我把第二张卡找出来，决定转飞爱丁堡。订好航班后我又订了玻璃房酒店的八十一号房。那儿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但为求万全，还是得从爱丁堡机场发一纸传真过去。我打开电脑，从网页上抓了一个图标，拖到一个文档里，很快就做好了一张还算过得去的公函。
真够惨的，我口袋里只装着一张信用卡，公寓里的现金少得可怜。天无绝人之路，从前没绝过，现在也不会。到了爱丁堡，我一定有办法弄到一些钱。钱包里一堆信用卡都属假冒，但在我一团乱麻的脑子中，却还记着好几套可用的身份呢。
要把这些身份派上用场，就得干一些额外工作，也就意味着我没多少时间好磨蹭了。我匆匆披上外套，三下五除二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公寓。最后一分钟，我删掉电脑中所有信息，然后走出门去。没有频频回首、深情环顾，或诸如此类的戏剧化动作。再说了，犯得着吗？
那一天是2004年11月5日，星期五。
第十三章 最后的审判（1）
好啦，最后一站。还有伊斯盖特。啊，伊斯盖特。如今，想起这人和他干的事，我不禁会心一笑。没法儿不佩服他。当时一走进等候室，我立刻就猜出哪位是伊斯盖特。旁人谈笑风生｜奇^_^书…_…网｜，他却与众不同——腰板儿笔直，身上散发出自然而然的自信，那正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苦追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