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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最为知名的几个酒吧里，设法跟周围的人套话时，我常常不得不使用信用卡，虽然心里老大不情愿。人们谈的东西我一点插不上嘴，这些人三句话不离电影圈，或者某某人离电影圈多远或多近。我是个吹牛大王、撒谎专家、诈骗犯，但很快就意识到在洛杉矶我绝对不算珍稀动物。
这些家伙自负、自信，可是与我所敬佩的富人身上发出的真正的自信之光格格不入。他们借它做外壳，当作防御手段，也许为了对抗他人的排斥，也许为了别的什么，总之让我反感。因此我也并不真喜欢洛杉矶。
电汇转账诈骗的国际成果却很出色，我下一站到达旧金山，钱还是源源不绝流进口袋。据说文华东方酒店有全市最高的客房，俯瞰湾区景色妙不可言，于是我在那里订了房。
大部分时间我都坐在窗边，通过一条外线随意给酒店打电话，请他们接酒店其他房间。人们提供给我的信息，我甚至没有全记下来。那段时间我只想进一步简化骗钱手段，反复试验找出最有效可靠的方法。我高倨离街面六、七十米高的客房里，进行着这一切。
您有没有在2003年10月或11月份在英国一家豪华酒店住过呢？要是住过的话，您说不定见过我。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心情狂躁不安。可能您在大厅里与我擦肩而过，抑或一位在早餐桌上读报的年青人引起了您的注意。您待在那家酒店时可能接到过来自前台的一通奇怪电话，再不，要是您运气更差，我可能从您账号里偷走过钱。当然，钱一定已经从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追回了，但这不等于说我就做得对。
我现在明白了，但那时却是当局者迷，没法客观看待一切。钱来得比花掉还容易，我的生活完全为金钱所淹没。我升级到更高档的套房，买衣服，买珠宝，手机买了一部又一部，早上醒来钱还是在那儿，皱巴巴、一沓沓，颜色有粉有棕，堆在衣服和空酒瓶旁边。
有的日子里，我一天跑两三家电代处，钱多得全身口袋都装不下，只好把剩下的钞票鼓鼓囊囊塞进裤子，内裤一下子价值3000英镑，然后再找一家精品店给花出去。
有几次，跟电代处通话后我没去取款。有时他们上来就告诉你出了问题，有时则仅仅是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一丝异样。这些对话若是写下来，一点看不出什么毛病。然而，当你的生活完全以电话为轴心时，你就明白“意在言外”是什么意思了。
我隔几天就挪个窝儿，在英国境内四处游荡，偶尔还来个穿梭旅行到欧洲转转，或去更远的地方（包括纽约，不过入住的是纽约广场酒店）。我对重返格拉斯哥心存忌惮，尤其是母亲告诉我警察又开始到我家附件转悠，打听我身体如何，回家的事儿就更别想了。父亲会在母亲身后骂骂咧咧，但几乎从不接电话。连迪恩都不再对我的旅行感到兴趣，只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无法顺着他心意说。成功就在眼前，我正要打入的犯罪领域能让我把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时候回巴特菲尔德实在太冒险。但这种东奔西跑的生活也不能永远继续下去，我开始寻找折衷的法子，好在享受金钱时不必操心下一步到哪儿过夜。
我常常怀念曼彻斯特的酒店公寓和在都柏林长时期逗留的日子，它们给我一种稳定感。我想找个既能长住又能实施偷窃，晚上还能风风光光出去找乐的安全无虞之地。我需要一个基地。2003年初冬，当我造访不列颠一个个火车站和酒店前台时，找基地成了我的心病。但后来一件更让人担忧的事情发生：游戏规则变了。
第三部分
第九章 扎根贝尔法斯特（1）
我真希望此刻能告诉您，我如何把跨国银行和电代处驯得服服帖帖的，而面对我的足智多谋，这些机构又如何串通一气，专为扰乱我的活动达成了改变提现规定的协议。然而这样做未免滑稽可笑。虽说我从他们那儿弄走的钱能让我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顶多给安全部门一两个小职员制造一点小麻烦罢了。
堵死我获取资金的新渠道的，其实是时间、进步和常识。我是在纽卡斯尔一家酒店发现这一点的。当时我正落落大方以一位小伙子的名义打电话，这位马大哈把入住登记表落在了酒吧里。电话中，我讲述了不幸被抢的惨痛经历，接受对方建议先支取一笔4000英镑的小钱。接着我似乎挺自然地说起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提交给电代处。
这应该不碍事吧？我天真地问。
“不，”她回答道，“会碍事的。”
什么？不会吧！
“呃，是吗。你肯定？”
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她听起来有点恼怒：“是的，先生，我肯定。”
我又继续往她火上浇了点油，然后才挂机。或许是这个账户出了点特别毛病。我又打了个电话，提供了另外一张卡的详细资料，结果一样。坏了。我冒充一家信用卡公司员工给两家电代处分别打电话，声称想核实一下关于身份证明的新制度现在是否已经全面实施。
“是的，”他们回答道。
“那么客户只设置一个密码就不行咯？”
“不行，还得有几样身份证明。”
这完全说得通。要知道牵扯的都是信用卡持有者，他们或多或少有一定背景，而且身处本国，总有资源可用：邮件、传真、快递服务，等等。这些遭逢意外的生意人没有理由无法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弄到身份证明。一切合乎逻辑，可是对我却没什么好处。
局面并未变得不可收拾。他们肯定不会对在国外遭抢劫的主顾也施加同样的限制条件吧？即便是熟知种种技术细节的旅行者，在世界上某些地方要弄到替补身份证明，也可能会受某些当地条件所限而束手无策。还真是如此；几番投石问路的电话过后，我得知对在国外遭劫的主顾来说，我最喜欢的密码验证系统还可以照用不误。
以前考虑找新基地时，我总局限于不列颠境内。固然，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走在外国某条街上，兜里还揣满陌生货币，确实是够舒坦的；但那毕竟不同于定居国外。再说了，假如在国外再次被逮住，敦监狱的情况让我想起来就脊背发凉。然而要是不移居国外，我一辈子都得旅途奔波，成天与行李为伴。
在我内心深处，巴特菲尔德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它意味着童年的苦楚、等我自投罗网的警察、我与家人日益恶化的关系。奇怪的是，走得离巴特菲尔德越远，我的惧怕心理好像越发强烈。我发现，假如给母亲打电话时响起的是英国的手机铃音，想跨进家门也只须短途旅行，都会减轻伴随永无尽头的奔波的伤痛和孤单。
我需要在国外有个立足点来维持获取资金的新渠道，但是我不想移居国外。我在纽卡斯尔的酒店里又待了一两天，苦苦琢磨种种选择，最后得出大致如下的结论：
选择贝尔法斯特的几大理由
我对它的最后（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记忆绝对美好。它曾是我逃离都柏林的最后一站；
那次出逃时发现，坐火车往来于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不用出示护照，买车票可以用现金。换句话说，你可以随意进出英国而不留蛛丝马迹。贝尔法斯特可以让我待在英国，同时又能在爱尔兰施展电汇转账诈骗。诚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在爱尔兰是个通缉犯，但是
就算最糟糕的情况发生，都柏林的监狱也不赖。而且我还有个小小的应对计划。还有，
住在贝尔法斯特等于住在英国。通用货币是英镑，而且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做生意，打交道的都是同类。当然，
这意味着被逮住的可能性更大，但爱尔兰海这道实实在在的地理屏障多少能减少一些心理问题。此外，
我猜想，北爱尔兰警方和不列颠警方在大多数方面都是各顾各。即使我在贝尔法斯特被抓，查对用的名单也很可能不是同一个。
如此这般，我搬到了贝尔法斯特。
最初的步骤大致如此：我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希尔顿订了个标间，然后冒充几位刚在都柏林被抢匪把盘缠和身份证明洗劫一空的英国生意人，给信用卡公司打电话。设好密码之后，我在贝尔法斯特穿街过巷，顺道买了份报纸，然后搭上去都柏林的火车。火车越过边境，离都柏林越来越近，我开始不寒而栗。我们可以从这儿讲起。
这种惧怕来得毫无头绪。车站上并不检查护照，曾给我带来一箩筐麻烦的那位都柏林侦探迪克兰•；法雷尔也不会在车站大厅恭候。我并不是在自投罗网，可是火车进入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