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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序篇 太宗文皇帝（1）
毫无疑问，过去两千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在这段被称作“封建时代”抑或“帝王时代”的两千年中，统一的中国概念逐渐成型，中华文明走向成熟。而这漫长的两千年并非只有一个朝代，一个个前后相继的王朝构成了中国历史这幅跌宕起伏的浩瀚长卷。
但有一位伟大的西方哲人曾经曰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史，每一次改朝换代又回到原点，重复上一个周期，所以几千年里中国始终原地踏步。”这句话曾让无数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痛心疾首，立志要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连根拔起，改换门庭，投在西方文明旗下。至于这位西哲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我就不透露了，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直接冒犯他（她、它）的鼎鼎大名。但不管你伟大到何种层面，这句话都让人为令郎的括约肌发育前景深表忧虑——既然你能对中国历史做出如此重大的论断，那你们的神保佑你能听懂这句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问候语。他这个流毒甚广至今还有无数拥趸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封建社会道路的中华民族，不但不是原地踏步，而且还是全地球进步最快的一个民族。每一次改朝换代不但不是回到原点，而且很多次还是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重要节点；用杰出的管理科学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发展的瓶颈。
全地球进步最快！杰出的管理科学！居然有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有些接受了西方先进教育的精英已经忍不住要扇自己两个耳光，看是不是在做梦。我说别急，如果您耐心看完本书，恐怕要把脸扇肿——就算脸皮够厚，手也要扇肿。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扇精英的脸，我可没兴趣写这么大一部书，只是近年来民间学史气氛浓郁，人人都爱指点江山，纵论古今。这本是好事，但可能现代人不太擅长繁体字和文言文，白领们更忙着过劳死，没空去看正史，却热衷于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黄如一之流用口水话写的“通俗历史”。无数人高举自己都忘了是从《明朝那些事儿》还是《铁血强宋》还是《金瓶梅》中看来的论据，每天在论坛、茶馆、公交车和办公室津津有味——也有可能是脸红筋涨的传道授业解惑。他们一句话可以总结出上下五千年的盛衰规律，一句话可以点破中华文明为何必然被西方文明甩在后面，再一句话又可以成为如何反超的锦囊妙计。我甚至相信，他们再多说几句可以让玉帝和嫦娥交换工作——在他们看来，天庭政府庞大的组织结构和天蓬元帅魁梧的体型结构区别也就是自己多弹几下舌头。
当然，我很赞赏言论自由，更提倡学术宽容，但这个问题实在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西方传统封建社会和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到底谁周而复始，原地踏步，而谁引领世界发展前行。
很多探讨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自由民主，没有管理科学，只有两千年的独裁专制，能发展出来个狗屁。然而搞笑的是，这些讨论的朋友往往并不具备最基本的史学和管理学知识，他们很多刚刚搞清丞相其实是宰相的一种，甚至还没来得及搞清黄帝其实不是皇帝中的一个，但却可以用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一万的口吻告诉你：“别傻了！管理科学？社会进步？这些东西压根儿就没有出现在封闭落后的封建中国！”——当然，也有可能说的是西方。
第一部分 序篇 太宗文皇帝（2）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如何作答？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先准备一点历史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知识，略览过了我们的历史才好作答。
首先，中华帝国并不机械等同于西方的Empire，中国的“封建社会”亦绝不简单等同于西方的FeudalSociety，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西方封建社会以宗教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传统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要义便在于强化这种纽带作用。而东方社会没有宗教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公共管理思想则是以设计组织结构体系和协调平行人际关系为核心。中华帝国分为许多朝代，每个王朝都希望本朝长盛不衰，这就需要设计合理、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国家政权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每个朝代的不同设计就构成了中华帝国的不断进步。我想我们至少应该略览过这种发展历程，才好作出从不进步或者总在进步的宏大论断。
那么每个朝代的结构体系和运行风格又如何形成？一建国自然就有了吗？只恐未必。所谓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事实上开国皇帝往往都是些打天下的武夫，王朝的盛衰气运似乎更取决于第二代皇帝如何坐江山。因为一世打江山的方式自己一个人用就可以了，后人不用学，但是二世怎么坐江山，则往往成为整个王朝长期坚持的标杆。这个标杆树得好，王朝就发展得好，而标杆一旦跑偏，便很难保持繁荣稳定。所以，研究一世怎么造反，在和平年代似乎意义更小，现在我们研究研究每个王朝的二世主，还更能资于借鉴。而研究每朝二世主所设计的国家架构，就能从很大程度上掌握这个朝代的总体风格和运行机制，从而勾勒出整个中华帝国两千年来的发展脉络。具体到每位二世主，由于建国初期的一些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他们往往都不是常规继位，坐上皇位的故事非常值得一看；所以我作《煮酒论太宗》十三篇，共同研究他们的故事。
如果我们就把每个王朝的第二代领导人称作“二世”，似乎就太枯燥了一点，我们不妨使用中国传统的“太宗”称谓。在此，我们需要先大致了解一下史书对皇帝的称呼以及谥法的常识。
所谓谥法，即指一个人死了，后人追赠给他的一个称号。这个称号概括了此人的一生，可以和爵位连用。比如一位周天子（天王）很厉害，就叫周厉王；一位秦国公很孝顺，就叫秦孝公；一位汉朝的皇帝又孝顺，武功又很卓著，就叫汉孝武帝。后来“公”的概念扩散化了，杰出的士大夫均可称公，不一定真的是公爵。比如范仲淹谥号“文正”，习惯就称范文正公。
而庙号则是一种皇帝专用追赠。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宗祠，皇室也有自己的太庙，供奉皇室历代祖先。在唐朝之前，特别杰出的皇帝除了每人都有的谥号，还可以专门上一个庙号，但只有特别杰出的才有，并非人手一份。比如汉朝著名的“文景之治”中的汉景帝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算是青史留名的一位杰出帝王，却未能取得庙号。正因为有的皇帝有庙号，有的只有谥号，所以汉晋的皇帝史书上统一称谥号而不称庙号，如汉武帝、晋惠帝等。而从唐朝开始，庙号就滥市了，除了末代皇帝，一个都不能少。而谥号却越来越长，一般都是十几个字，比如宋太宗的“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您可千万别把这种名字记住了，我也是从《宋史》上复制下来的，谁有空去记这种名字，还不如多背点英语单词——尽管在我看来背单词也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侮辱，但至少程度要稍低一点。因此隋唐以后史书统一称庙号而不称谥号，如唐高宗、宋太祖等。明朝以后沿袭宋制，史书一般称庙号，但由于绝大多数皇帝都只用一个年号，习惯上也可用年号指代，如永乐帝、光绪帝等。
可能很多人都想问为何有的庙号是“祖”而有的是“宗”呢？这便是根据“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祖”一般是立下了创建王朝的功，“宗”则是保持了王朝继续兴盛的德。
祖和宗前面那个字当然也不能随意取。按惯例，第一位祖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这一般是开国皇帝，复辟的可称世祖、烈祖等。第一位宗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这一般是第二代主要领导。文帝和太宗都常用于二世主。“文”不是指文才，而是治理的意思，所谓“经天纬地曰文”。你可以理解为高帝创建了一个硬盘，而文帝对其进行了格式化，后面的根据这种格式运行。其后的庙号则按具体情况追谥，用于表达后世对此帝王一生的评价，一般来说公认的仁君可谥仁宗，发扬了孝道的可谥孝宗等等。当然，庙号的描述未必就一定客观准确，比如有人只有一米五却要叫高宗，但总体而言是精炼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手段。有人说中国的谥法系统相当无聊，其实是他自己不理解，历史对一个人物的评价可以极大的影响他在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