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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初夏了。菜园里的黄瓜蔓爬上了架，这里是小白菜，那里是小萝卜。傍晚，我和几个年轻小伙子在菜园里烧水，只见罗克绳老远连蹦带跳地跑来了。他一把扭住我就走，高兴地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跑出菜园。
“老秦已经把你的要求向党支部汇报了。”他边走边说，“经过研究，支部认为你可以正式申请入党。”
“真的？”
“真的！我做你的介绍人。”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当夜，我坐在菜油灯下写入党申请书。并且写了详细的自传。我不断回忆起那些过去的日子，那些痛苦和折磨，我走过弯路，摔过跟头，是党告诉我正确的方向，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里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现在，我长久的期待快要成为现实，我将成为党的一个成员。我忽然觉得天地都更加开朗了。
过了不久，一天晚上，月亮刚刚爬上山头，罗克绳领着我翻过一道小山梁，顺着林荫小路，走进一块不大的草地。月光穿过茂密的竹林，照着挂在树枝上的党旗，环境严肃异常。我只觉得心在砰砰跳动，脸烧得发烫。
支部书记宣读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罗克绳把他平时对我的了解作了介绍，然后表决。
“一致通过！”支部书记宣布。
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地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誓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终身奋斗到底！”
这一天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
我觉得，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我必须不辱设共产党员这个崇高的称号。
转移
上班的哨声响了，车间里沸腾起来。我检查了发动机的油箱，添进了煤油，握着摇柄开动了发动机。不提防摇柄一滑，落下来，把左脚踝骨碰破一个小伤口。在厂里，手脚破点皮算不了什么，像往日一样，我也没在意。
过了半个月，伤口还不停地流黄水，时刻隐隐作痛。一天早晨，我去山后镇上采购材料，翻山越岭，来回跑了五十里，当晚赶回来，同志们又拉我去麻岭坑参加晚会演出。化装时解开腿上的绑带，小伤口已经肿了，身上也发烧，我忍着痛演完了歌剧《一根扁担换支枪》，不料散会后就站不起来了。
同志们把我抬上担架，送到留守处门诊所，一试体温，烧到四十度。医生用小刀划开伤口，乌黑的脓血涌了出来，原来伤口内部全烂了。
第二天，我被送到军司令部后方医院，医生给我挖去腐烂了的肌肉，沿着踝骨挖了一个月牙形的大洞，足有半个菜碗口大。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伤口老不见好。心里惦记工厂，一闭眼睛，就好像听见发动机嗡嗡转动着。整天躺在病床上，心里又烦又闷。我实在忍不住了，请求医生发给我一些药膏绷带，腋下夹两根拐杖，一只脚跳回工厂去。正好半路碰见工厂派担架来接我。一回厂，我马上投入了紧张愉快的劳动。
这时候，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调动了十几万人马，要消灭在江南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兵工厂接到了撤退命令，连夜埋了机器，随着非战斗部队先撤。军医处和兵工厂跟着前卫部队走在最前边，刚离开茂林不远，顽固派军队就从中间插了进来。猛烈的战斗开始了。
我脚上的伤口还是那样大，拄着拐杖走，左脚一落地，就疼痛难忍，只好临时找到一副担架，请两个农民妇女抬着，随队伍撤退。
傍晚，我们撤到宣城地界，驻在一个大村庄里。大家忙着烧晚饭，我拿出药膏和纱布，坐在厨房的油灯下换药。庄外突然响起枪声，庄子里起了阵骚乱，老乡惊慌地向四外逃跑，国民党军队追过来了。
同志们急忙继续撤退。没有了担架，大家轮流掺扶着我走。我咬紧了牙，紧跟在队伍后面，伤口的血浸透了纱布和绷带，流进草鞋底。浑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漆黑的夜，分不清小路的高低。队伍前进的速度正在加快，我的左脚猛地踢在路旁的大石头上，大拇指的指甲掀掉了一半，不停地流血，痛得我昏倒在路上，同志们轮流背着我跑了一夜。
行动更加困难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汉奸汪精卫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派出了正规军和大批特务，密密地布下了罗网，来搜捕我们的同志。
队伍要渡过长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沿途经过敌人占领的许多城镇。我们这部分人不是战斗部队，又没有武器，只好化了装分散走。
我躺在一家农民的床上，无法行动。所长和同志们走到我面前，看着我发愁。我说：
“你们走吧，不要为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
“运铎同志，大家相信你经得起考验。我已交代老乡，好好照顾你。等情况缓和一点，你再去找我们！”所长说。
“你们放心，我爬也要爬过长江去！死也不落在敌人手里！”
同志们换上便衣，按照指定的路线出发了。罗克绳紧紧握着我的手，舍不得放开。我催他赶快上路：
“你快走吧，过长江再见！”
罗克绳眼里闪着泪花，半晌才说：
“你要好好保重！”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看。我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前面有八百多里路程，有敌人的严密封锁，时时都可能撞在敌人手里。心想，往前走一步，就离目的地近一步。还有一口气，决不能留在这里。我必须不顾一切艰险，赶上同志们，去迎接新的斗争。
我勉强爬下地，做出发的准备。和老乡商量，换了一身破烂的棉衣，又弄到一张姓周的难民证。怕脚上的伤口被人发觉，就买了一大张狗皮膏药，贴在纱布外面。当天下午，我挽了个要饭篮子，扶着一根树棍上了路。
我成天脸也不洗，蓬头垢面，越来越像个难民了。路旁田里，死水面上已经飘浮起—层薄冰碴，寒风扫过辽阔的田野，成群的乌鸦在头顶上盘旋。我咬紧牙，一步一步向前挨。一路上，看见一块石头，一个土堆，都想坐下来歇歇，可是一停脚，就累得倒在路旁。想到后面战场上英勇战斗的同志，想到前面开辟道路的战友，我又来了力气。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不能被困难压倒。我擦擦头上的冷汗，挣扎着爬了起来。
黄昏后，拣最小的村庄留宿；天不亮，又急忙赶路。走大路怕暴露目标，专拣小路走。偶而遇见推小车赶集的农民，他们也顺便送我几里地。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更多好书请访问：。 ≯一里又一里，赶往前去。
疲倦和伤口无情地折磨着我。
一天午后，太阳快落山了，忽然浑身发冷，两腿直哆嗦，我站不稳，一头倒在枯草窝里，缩成一团。剧烈的颤抖过去，接着又发高热，口里干得冒火，两眼烧得睁不开，原来是害疟疾。我连滚带爬，挣到水田旁边，大口大口吞着污水。不一会，稍微清醒了些，我扶着树棍，向前边冒着炊烟的庄子挣扎。
在草屋门前的柳树底下，一个年老的大娘坐着搓麻线。我说：
“老大娘！天黑了，叫我借宿一夜吧，天亮就走。”
我两腿一颤，就倒在墙根下了。
老大娘丢下麻卷，慌忙跑到我跟前，拉着我滚烫的手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呀？”
“逃难的。”
老大娘招呼来地的儿媳，把我扶进后院的牛棚里。那大嫂抱了一大捆稻草，铺在牛屁股后边；老大娘一手抱棉被，一手提茶壶，送进牛棚来，回身关好门，叫我休息。
“你委曲一点，睡在这里吧！这些天风声很紧，该死的汉奸天天来查，说是要捉新四军。你……”
忽然门开了，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皱着眉头向老大娘说：
“妈，别唠叨了，你给他烧点开水，我找药去。”
他凑近两步，蹲在我身旁，压低嗓门问道：
“同志，你准备过江吗？”
“你认错人了，我是逃难的。”
“别耽心，我昨天带路才回来！”
“给谁带路了”我一骨碌爬起来。
“给兵工厂的同志。”
“他们在哪里？”
“赶得快还能跟得上。”
他笑着出去，不一会拿来了膏药，让老大娘拿着灯，用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