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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中国的必要性，而强烈要求大革其命。后来，像大多数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性格本来就浮躁又好出风头的刘师培竟然喊出了要“杀尽资本家”的口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正是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刘师培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反对起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时代主流思想相悖。
“三民主义”中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指“排满”，也叫“驱除鞑虏”。刘师培认为这一条有局限性：“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目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这在当时是颇具先进性的。但是他又过分贬低了民族主义。他讥讽民族主义思想是学术谬误，心术险恶，政策偏颇。但是他混淆革命的保皇说法与不易操作的反帝主张，客观上起到了打击革命派、“保护满政府”的作用。因此他受到孙中山等人的反驳。
“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权主义”。意思是仿照欧洲经验，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刘师培强烈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共和国所标榜的民主选举制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这一点在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认识上，应该说刘师培要比孙中山等人清醒、深刻得多，他指出的问题在中国也很具现实性。尤其是民国建立后的政治状况更印证了刘师培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专制无异，这一点又过于极端，完全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正面价值。
“三民主义”的最后一条是“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刘师培认为这是向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和王莽的改制学习。他说：“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人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
正是他对“三民主义”的强烈反对，导致他与孙中山、同盟会关系十分紧张，他一个人的“革命”也为其政治生涯添上了一笔悲壮的注脚。
“惧内泰斗”
刘师培其貌不扬，娶了个老婆却非常漂亮。她老婆名叫何震。何震原名何班，是江苏仪征何承霖的女儿。刘何两家世代有些交情，刘师培娶何班，可谓是亲上加亲。何班跟着刘师培来到上海后，随即进入爱国女社读书，很快就成为一名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和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为“震”，并为显示男女平等起见，将姓氏也改为父母两姓，自署何殷震。
刘师培是吴中才子，但在何震面前却懦弱得一塌糊涂。何震经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刘师培因畏妻如虎，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石之轩写的《黄花赋——共和国前夜风云录》虽然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内容并没有脱离史实。在这本书中，对何震作了这样的描述：“平日他（刘师培）对何震是又爱又怕，爱是因她美貌，怕是因她泼悍。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闺房之内，刘师培完全受制于她，时间长了，对她的畏惧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事事以讨她的欢心为目标。何震崇拜英雄，刘师培就极力要做个英雄，何震对他恨铁不成钢，他便处处要装得像块精钢。所以在他身上，思想上的激烈与生活上的懦弱恰好都走了极端。”
刘师培到底怕老婆到什么程度呢？据刘师培的朋友张继回忆，有一天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家，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单纯“惧内”也就罢了。刘师培除了在思想上紧跟何震外，还心甘情愿地被戴了一顶“绿帽子”。对于这件事，张鸣的《历史的底稿》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何震的情人就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907年春，刘师培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带着母亲、妻子和汪公权东渡日本。一开始，章太炎一直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近代史专家杨天石的《晚清史事》）
刘章关系的决裂，就是因为章太炎因一次偶然发现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他看不惯，就私下告诉了刘师培。结果刘师培的母亲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离间夫妻关系。何震对章太炎自然怀恨在心，经常在刘师培耳边吹枕边风。在母亲和妻子的影响下，刘师培“误解了章太炎的用心，并用行动反诬章太炎与清朝政府暧昧。他指使人伪造了章太炎与锡良电，又在上海《神州日报》伪造《炳麟启事》，意思是说，章太炎对革命没有信心，准备不理世事，精研佛学，出家做和尚。凡近来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都系子虚乌有。”（赵慎修《刘师培评传》）为了彻底搞臭章太炎，何震还亲自出马，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揭发章太炎的信。
章太炎在报纸上揭露刘师培夫妇是清政府的侦探。刘师培夫妇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们先是将章太炎要他们和清政府官员端方等联系筹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接着聘请日本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官司，被人劝阻后就跑到章太炎寓所，把他痛打了一顿。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调查结果显示，是汪公权投的毒。在这种情况下，刘师培夫妇很难在东京待下去。
刘师培将章太炎通信五封影印寄给黄兴，严重破坏了章太炎的政治形象，也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分化。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动摇，与同盟会的分歧也越来越深，导致在1910年2月，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在东京重立山头。
刘师培死时年仅36岁，他与何震曾生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无子无女，又无亲属同住，丧事由陈独秀主持，陈钟凡、杨亮功等同学一起帮助料理后事。“一棺在室，空庭悲风，真是极身后凄凉之惨。”刘师培去世，对于当年激进、好强的何震是一个强烈的打击。据柳亚子《南社纪略》：“申叔死后，志剑（何震）神经病发作，曾在北大校门伏地痛哭，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再后来就不知下落，有人说她已经去世了。”
刘文典：亦癫亦狂亦君子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县。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为九三学社成员。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是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
“蒋介石一介武夫耳”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到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唤刘文典。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两人一见面便展开了唇枪舌剑。因为心里怀有怨气，见到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