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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精灵偶一不再，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敲门，什么时候遁影。
有时候也像孩子，不会捆绑自己的行李，才叮叮咚咚掉出这么些小句，就记下来自己欣赏，也不纳为创作。我将自己摊成稿纸，让岁月前来点苔。
想起纵浪大化这句话，忽然窃喜，忽然悲哀。
加尔各答车站的塑料杯
作者：张小平 字数：929
当心灵被利他的公德唤醒后，我们需要的，有时候仅仅只是一个塑料杯。
印度夏天热，常遇到40℃以上高温天气。政府替市民考虑，在很多公众场所提供免费饮水服务，或配置纯净水机和一次性纸杯，或安装上新式的直饮机。唯独在加尔各答长途车站，一樽大铁桶横亘在入口处左侧，旁边孤单地搁着个塑料杯。这种与众不同的供水方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早在8年前，车站站长桑贾担心乘客中暑，就率先摆出大铁桶，还配置了3个瓷杯。可是不久后，问题出现了，有人喝水时不小心，或放杯时不注意，将瓷杯摔到地上……通常不到半天，3个瓷杯就全摔碎了，再想喝水的人没杯子，叫喊着提意见。这样一来，车站耗费了不少钱买杯子，还招致了大量投诉。
桑贾发了愁，将瓷杯更换成摔不碎的钢杯。谁料到一天刚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人将杯子塞进行李袋给偷走了，车站买了新的添上，照样不时丢失。再没有好办法解决杯子问题，车站打算撤销供水服务。
那天，桑贾正失落地望着铁桶，有个男孩捧着透明塑料杯走近它。男孩盛满水，并不急于喝，而是将杯子高高举起，举到头部斜上方约20公分处才仰起头张开嘴，慢慢地将水倒入嘴中。桑贾好奇地问，为何不把杯子直接放进嘴里喝？孩子将塑料杯放到水桶边，笑着说，这样就可以方便其他人，让他们也用到干净的杯子。
桑贾恍然大悟：原来孩子以特别方式喝水，是为了避免“污染”杯子，留给后来者放心饮用。孩子尚且懂得顾及他人，何况其他人？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学起孩子的姿势喝水，然后把杯子交给后面的人，让他也远离嘴巴喝。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将杯子放在离嘴20…30公分处喝，一只塑料杯被数百人传递使用后，依然崭新如故，洁净如初。
采取这种方式喝水，供水服务得以保留下来，连同铁桶和仅配塑料杯的传统也一直保留至今。今天，如果有陌生人走近，周围就会有人走上前，示范过仰头喝水后，骄傲地说，你别小看了这杯子，它已让成千上万人喝到了干净的水。
在心灵被利他的公德唤醒后，一个普通塑料杯，就这样神奇地满足了众人的饮水需要，还远远超过了钢杯的坚硬持久。
摘自《辽宁青年》2011年第2期
我爸
作者：周云蓬 字数：2963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烟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也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儿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上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邻居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窝，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的作品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而我们家门口，只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还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儿里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他就打了我。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20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月，你的伙食费可快没了。有时候，我会偷偷地设想，如果生活里只有妈妈，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我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儿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我要杀了你，嗷嗷地，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许多，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世界里去讨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努力当个按摩大夫，很保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行。这时，爸爸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由于技术出众，当了一个小工厂的副厂长。好像还承包了个项目，不过不久，就下来了。他经常唏嘘，那时有人送红包，不敢要，拿工厂当自己的事情去做，结果也没落下好。
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当初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这时，我看到他卑微的另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点头哈腰，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一千元的信封和酒，强塞入他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地走了。回家，还念叨着，人家是辽大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有觉悟，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对于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BB机出来了，手机出来了，电脑出来了，他们无视这一切，还专注地天天看着电视，用座机给远方的儿子打长途电话，害怕电话费昂贵，又匆匆地挂断。有一年，我在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