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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花园中挂着的一块黄铜标牌，一开始，他看不出什么门道，就和任何商店橱窗上的文字、或是“杂志”封面上的字符没啥两样。他想说明这种情况，并要求这位面善的女士替他念出来，就在这当口，字符变幻了，变成了蓟犁的高等语。于是，他能读懂上面写了什么，轻而易举。读完了之后，黄铜牌上的文字又变回了原样。
“有趣的小把戏。”他说，“它是否能对我的思绪作出反应？”
她笑了——双唇上覆盖着粉色糖果状的东西——又点点头。“是的。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会看到希伯来文。如果你是俄国人，看到的就会是西里尔字母。”
“当真？”
“当真。”
大堂又开始惯有的律动……除了一点，罗兰明白，这地方的律动决不会在别的商务大楼里出现。那些住在雷劈的人饱受小病之苦，小到身上的疖子、脓包、头痛、耳鸣；到了最后，他们还会死于重患，诸如疯长的癌症，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癌细胞也在吞噬神经，好像在体内发动一场局部战争。这里却恰恰相反：充满健康、和谐、善愿和宽容。准确地来说，这些乡民听不见玫瑰在歌唱，但他们也不需要听到。他们都是幸运儿，他们在某种层面上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是最幸运之处。他观望着他们从被称为“电梯间”的上上下下的小铁盒子里进进出出，轻快地迈着步子，手里的袋子和身上的背包也轻盈地前后摆动，他们带着各自的装备和军备从这个门进、从那个门出，但没有一个人的线路是完全笔直的。虽然只有少数几人朝这里、她所说的“光束花园”而来，但甚至那些明明不朝这里来的人们也会朝这个方向多走几步，好像被吸铁石吸引了一般。要是有人企图伤害这朵玫瑰呢？罗兰看到电梯外的小桌子旁坐着一名看守，但他又肥又老。这也不要紧。如果有人带着侵犯之意前来，这个大厅里的每个人都会听到头脑深处响起一阵警觉的尖叫声，那刺耳而带有强迫指令般的声音就像是犬类严格听从的警哨。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涌向那名玫瑰刺客。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对自己的安危浑然不顾。那朵玫瑰自空地垃圾和野草中生长出来，便拥有自我保护的能力（或者说，至少也能吸引来那些能够保护它的人），这一点也是从未改变过。
“德鄯先生？现在，您准备好了上楼吗？”
“是的，”他说，“请您带路。”
7
就当他们等电梯的时候，罗兰终于找到了和这位女士的面容相匹配的回忆。也许，因为他刚好看到了她的侧面、尤其是颧骨的形状。他想起埃蒂跟他描述过和凯文·塔尔的对话，那是在杰克·安多里尼和乔治·比昂迪离开曼哈顿心灵餐厅之后的事情。塔尔一直在说他老朋友的家族。他们总是吹嘘个不停，说他们拥有全纽约最独特的法定笺头，大概全美国也找不出第二家了。信头上简简单单的写着“深纽”。
“你是不是亚伦·深纽先生的女儿？”他问她。“当然不是，你这么年轻。是他的孙女？”
她的笑容消退了。“亚伦膝下无子，德鄯先生。我是他哥哥的孙女，但我的父母和祖父都死得早。亚瑞才是抚养我长大的人。”
“你这么叫他吗？亚瑞？”罗兰欢喜地问。
“小时候是这么叫他，这么说不过是习惯了。”她伸出手，再次微笑起来，“南希·深纽。我真的非常高兴能见到您。有一点害怕，但很高兴。”
罗兰握住她的手，马马虎虎地摇了一下，与其说是握手倒不如说是碰了碰手掌心。接着，他采用了更有感觉的礼仪（他从小耳濡目染，能够领会的一种），握起拳头抵在前额上，并屈下一膝。“愿天长夜爽，南希·深纽。”
她的笑纹更深了，最后忍不住露齿一笑，“也愿您收成加倍，蓟犁的罗兰！愿您能双倍享受。”
电梯下来了，他们走进去，并上升至九十九层。
8
电梯门一开，露出一间宽阔的大厅。地板上铺着粉色朦胧的地毯，恰到好处地掩映着玫瑰特有的光晕。就在“电梯间”门的正对面有一道玻璃门，上面标着“泰特有限公司”的字样。门后，罗兰又看到一间小厅，一个女人坐在书桌旁，显然是在自言自语。大厅的右门附近，有两个男子穿着西装。他们正在闲聊，双手插在口袋里，貌似十分悠闲，但罗兰看出他们并非如此，而且他们带着武器。他们身上的西装剪裁精良，但一贯对寻找枪支踪影十分谙熟的人总能找到它，只要对方有枪在身。那两个男子大概在门厅前起码聊了一个多小时，或许都超过两个小时了（即便是精英强将，也很难保持更长时间的全神警惕），只要电梯门一开，他们就装作在聊天，实际上随时准备行动——只要有任何不对劲的征兆。罗兰敢打包票是这么回事儿。
但他没多看他们一眼。只要他确定他们是什么人就可以了，他一出电梯门就朝应该期待的物事望去。那是一幅黑白图片，挂在他左手边的墙上。那是一张约五英尺长、三英尺宽的照片（他原本以为这个词儿该读成：炸扁），周边围着精巧的相框，边缘完美地嵌入墙面里，仿佛探进非自然的、静止的、现实世界里的黑洞。三个男人都穿着牛仔裤、衬衫的领口敞开着，并排坐在围栏最高的一条栅栏上，靴子则抵在最低的一条栅栏上。罗兰不禁要想，自己曾看过多少次这样的景象啊！——或是牛仔、或是羊倌，就这样坐观一群烈性的野马，看着它们被烙印、被买卖、或是被阉割、被肢解？又有多少次，他也这么坐着？有时候身边还有老泰特成员的陪伴——库斯伯特、阿兰和杰米——他们会坐在他两边，就像约翰·卡伦和亚伦·深纽分坐在一个黑皮肤男人的两边，中间这人还戴着金边眼镜，留着白色小胡子。回忆只能让他疼痛，还不止是心疼，他胃里一阵痉挛，心跳加速。照片留住了这三人开怀大笑的瞬间，结果便呈现出某种永恒的完美，这样的瞬间是如此稀少而珍贵——人们乐于在那里、乐于袒露真我。
“公司创建人。”南希在一旁说道，听来既欣慰又悲伤。“这张照片拍摄于一九八六年，施工场地正在公休，那是在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小镇。三个城市大男孩在牛仔乡村，不如这么说吧。是不是栩栩如生？”
“您说得很对。”罗兰说。
“三个人您都认识吗？”
罗兰点点头。他都认得，没错，但他从未见过莫斯·卡佛，也就是坐在中间的黑人。他是丹·霍姆斯的合作伙伴，也是奥黛塔·霍姆斯的教父。照片里的卡佛看似七十多岁，健康，精力充沛，但一九八六年的时候他实际上都快八十岁了。甚至可能八十五。罗兰提醒自己说，当然了，这里有一张王牌：就在这栋大楼的大厅里，他刚刚见识了那朵玫瑰。玫瑰好比活力之源，不亚于街对面的袖珍公园里的乌龟雕像象征的真正的马图林，但他有否想过这朵玫瑰含有某种福祉？是的，他觉得有。某种神奇的治愈功效？是的，他觉得有。那他是否相信自一九七七年至拍摄照片时的一九八六年间，亚伦·深纽的这九年生命意味着纯贞世界对老年人的药物理疗成果卓越？不，他不这么想。这三人——卡佛、卡伦和深纽——几乎是神奇地走到一起，在他们的老年岁月里不惜一切为捍卫玫瑰的安危而战。枪侠完全相信，他们的这段故事值得大书特书，很可能将是一部令人振奋的精彩之作。罗兰所信，其实很简单：一切只因玫瑰表露了感激之情。
“他们什么时候逝世的？”罗兰问南希·深纽。
“约翰·卡伦最先走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她说，“死于枪伤。他在医院里挣扎了二十个小时，时间很长，足够和每个人道别。当时他在纽约参加年会。根据纽约警方的说法，一场街头斗殴失控引发了这场悲剧。但我们相信他是被谋杀的，凶手是索姆布拉或北方电子公司雇佣的杀手。也许是个坎－托阿。以前也有过类似刺杀，但都失败了。”
“索姆布拉和北方电子都一样，”罗兰说，“他们都是血王在这个世界里的佣人。”
“我们知道。”她说着，指向照片左边的男人，她和他极其相像。“亚伦叔叔活到一九九二年。您是何时遇到他的……一九七七年？”
“是的。”
“一九七七年的时候，谁也不相信他能活那么久。”
“也是血王的手下杀了他吗？”
“不，是癌症复发。他死在自己的床上。我在他身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