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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
大夫第里走出来的“叛徒”
大夫第在浏阳的市中心。浏阳人说，到浏阳，不可不到大夫第。因为大夫第不仅是一座精美绝伦的明清古建筑，更是戊戌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的故居。
大夫第，建于明朝末年，在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得以大规模扩建。因谭继洵地位显赫，当地人称之为“大夫第”。现存的建筑仅仅是原来的一小部分，但也有近八百平方米。整座建筑坐南朝北，通高八米，有大小房屋24间，属三栋二院一亭砖木结构，具有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的特点，又结合湖南的地理特色，作了一定的调整和改进。今天，外面的街道已经是现代化的闹市，而一走进大夫第的大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空。在雕梁画栋之中，在从天井射进来的丝丝柔和的阳光之中，还能不能寻觅到谭嗣同矫健的身影呢？
其实，谭嗣同生前在大夫第居住的时间并不算长。他出生在北京，青少年时代大多陪伴父亲宦游在外。随着父亲任职地方的变化，他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回湖南老家几次，都是短暂的居住。但是，谭嗣同很喜欢这座老宅，他给自己的房间取名为“石菊影庐”。所谓“石菊”，也就是浏阳闻名全国的菊花石，因石头青灰如玉，有雪白的花瓣状似菊花，故名。谭嗣同的著作“旧学四种”之一便取名为《石菊影庐笔识》。他还喜欢使用菊花石制作的砚台，并写过多首砚铭，在友人之间唱和。其中一首为吴小珊作的《菊花石砚铭》云：“谓其顽而又觚，谓其逸不隐而文以华。墨之墨之当其无。浏阳者浏，曰惟厥家。噫信余不余畀，而以媵于吴。”这里很有几分夫子之道的意思，菊花石的纯洁和坚硬，不正是谭嗣同自己品格的象征吗？
虽然经过了百年风霜的洗礼，大夫第的精美与讲究依然让人叹为观止。每一扇门窗上面都有细腻的木雕，鱼儿像在水里游动，鸟儿像在空中飞翔。遥想当年的街道上，除去这家豪宅之外，大概一般都是低矮、阴暗、破败的民房。大夫第内的主人，位居一品，当然是冠冕堂皇；大夫第外的世界，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不算贪官，一生保守而谨慎，但官位到了那一级，制度自然会给予他这样的房产和其他一切物质利益。作为谭家公子的谭嗣同，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享有大夫第里的醇酒美人，而毅然选择“叛徒”的身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呢？
有关心灵的奥秘，是难于言说的。谭嗣同曾经跟随父亲在陕西赈济灾民，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见难民作种种状，悚然忆及去年家乡之灾。幸有人焉以维持之，不然，大乱一作，惨毒当不止此。办赈者真功德无量哉！又自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犹曰优游，颜之厚矣！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这里，谭嗣同隐然具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苦难对比中产生严重的“不安”心理，从而开始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享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究竟有那些？这时候，一扇一扇的门次第打开了，光芒射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也是一种“觉”和“悟”，与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相似。谭嗣同推开了大夫第的窗户，也推开了自己心灵的窗户。有一种等待是上苍专门为自己设定的，人的命运便是欣喜地向它奔跑过去。正像后来的黄花冈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谭嗣同也是用生命实践了他的誓言。
漫步在大夫第内，徘徊在石菊影庐前，寝具、书桌和笔墨犹在，而主人早已离去。老杜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谭嗣同不属于“朱门”，只有路上行人的饥寒，才让他感同身受。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微妙的，父亲忠于传统，忠于僵硬的专制秩序，却清楚地知道儿子惊世骇俗的才华和冰清玉洁的人格。谭嗣同虽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平坦的仕途，却依然对父亲拥有那一份天生的血缘之爱。在他决定为失败的变法事业献身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父亲。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写了一封痛斥自己“不忠不孝”的信件，借以让朝廷日后在清查家属时，不至于连累父亲。这真是“怜父如何不丈夫”。而父亲呢？在儿子遇难以后，谭继洵被从轻处罚，提前退休回到浏阳，回到大夫第。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说明谭继洵的内心是雪亮的：一天，谭嗣同的遗孀李闰因为想念死去的丈夫，禁不在房中哭泣。谭继洵经过门外，听见哭声便止步劝说道：“媳妇不必悲伤，别看我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但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呢！”
阳光透过窗框，投射到青石板铺就的光滑的地面上，宛如顽童涂抹的小方格。多少人脚步，沉重或者轻盈，在这块地板上走过。许多年前，一个坚定的叛逆者，走过长长的天井，鞋底带着天井里的青苔。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侠之大者
金庸的武侠小说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但是其中堪称“侠之大者”的唯有萧峰、郭靖两人而已。萧郭二人舍身取义，让人击节赞叹，尽管他们都是虚构的人物。而在血泪交加的中国近代史上，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此类“侠之大者”风起云涌、英才辈出。正因为有了大批英雄的出现，这一历史时期乃成为民族精神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时期。两千年专制体制严苛的压迫，两千年奴性文化持续的灌输，两千年阴谋权术深刻的熏染，将我们整个民族的人格、精神和质素都降到了一个低谷。到了清末民初这一王纲解钮的关键时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最黑暗的乌云之中窥见一道凌厉的闪电。谭嗣同正是这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侠之大者”之一。
当年谭嗣同纪念馆所在的偏僻小街，今天已经扩建成为浏阳一条著名的街道。这条街道以同样是殉身于近代民主变革的烈士唐才常的名字，命名为“才常路”。当年，谭嗣同与唐才常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一起在浏阳兴办算学馆，以教育、启蒙为使命，开湘楚大地近代教育之先河。后来，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殉难，唐才常悲痛异常，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激进的姿态投入到自立军起义之中。不幸因叛徒告密，唐才常被捕后英勇就义。可以想象，两位大侠相逢于地下，他们将不再孤独，他们该是何等地快意恩仇。谭嗣同纪念馆位于才常路的核心地带，这可能仅仅是个巧合，却又仿佛是命中注定。我想，在如同彗星般掠过天际的英雄与英雄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们在此世以一杯浊酒告别，匆匆上路；而在不可预测的来世，总有再次相逢的时刻。
谭嗣同纪念馆的牌门，高大而简洁，青灰色的大方砖历经岁月的磨洗，变得像砚台一样沉寂而凝重。牌门呈现尖塔状，中间的尖塔直指苍穹，仿佛是烈士生前悲壮的追问。整幢建＇奇。书＇筑笼罩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中，其风格类似于西方的教堂。圆形拱门上面镶嵌着竖立的汉白玉门匾，上书“谭烈士专祠”五个大字。门匾的上方悬挂一大钟表。奇怪的是，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都凝固不动。讲解员告诉我，表上所指示的时间恰恰就是谭烈士就义的时刻，这是建筑师精心的设计，让后人牢牢记住烈士的风范。时间像流水一样无情，不同的人却能够赋予时间以不同的意义，这使我想起法国学者路易？加迪在《文化与时间》中所说的：“因天地影响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人类在其间凭借天赋理性代表着光明的一面——只是对种种变化的描述。每种变化犹如昙花一现，但合起来却形成永久的整体。”时间的意义是活动于其间的人赋予的，没有人，也就没有时间了。这个凝固的时钟将一个历史的断面抽取出来，它所呈现的是极其丰富的元素，是彷徨、是呐喊，是浓浓的血腥、是高昂的头颅。对于谭嗣同来说，他不必像帝王将相们那样访仙炼丹、期望长生不老，他在刀锋临近头颅的一刹那，就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