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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价，纠缠到一场持续数年的官司之中。他的《大国寡民》一书，比起若干“道貌岸然”的理论著作来，更有不朽的价值。不久前的一期《时代》周刊，以武芳那张被毁容的脸为封面，而配之以“一个没有良知第民族是没有未来第民主”的标题。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都应当面对武芳的这张千疮百孔的脸而感到深深的羞耻。我们与这些丑陋得不能再丑陋的罪恶共生在一个时代，我们在这些无法描述的罪恶面前保持了长久的沉默，我们的存在难道不是一种羞耻吗？
我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卢跃刚为榜样，都要像他那样将“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与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的生命勾连起来。《圣经》中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源泉；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假如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与新左派的争论自然会“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自由派知识分子这样做，首先应当是内心深处的需要，而不应当是一种短期的策略。如果是后者，那么自由派们也就堕落到与对方一样“无信者无畏”的状态了。
这也是我个人选择离开学院的根本原因。我不认为呆在象牙塔中能够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来。信仰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只有当个人直接面对磨难、挫折、困苦的时候，他才会有真正的对信仰的需要。大学里有宗教研究者，却少有教徒。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大学已经丧失了与中国社会的血肉联系，而成为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我在北大的八年，知识结构上有很大充实，但精神上的苦闷一直没有找到出路。文学何为？学问何为？生命何为？没有人能够给我答案，更何况别人给出的答案也不会成为我自己的答案。我的精神危机早在一九九二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中军训时就产生了。在那个泯灭人性的场所，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为了生存就得付出屈辱的代价，有没有比生存本身更加珍贵的东西？这个问题在我进入北大以后依然没有解决。我的阅读和写作都是在屈辱感和挫折感中进行的。后来，我想，离开或许才是出路。如果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爱、发现爱、撒播爱，那么我所领略到的快乐，将远远超过在学院里从事专业的研究。这大半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生动地证明了我的设想是正确的。
摩 罗：我觉得中国读书界最需要这种言说，关于信仰，关于爱，关于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我一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就觉得无比兴奋，觉得非常亲切和安慰。可这样的文章在目前的中国实在太少了。
任不寐讲信仰跟理性不能处于对立状态，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人有一定的提醒意义。我感到信仰的重要，是自己精神生活出现某种危机，一步一步挣扎着走过来的。在这走过来的过程中，因为缺乏这种资源，我在民族文化中找不到这种资源，只能遥想异域的古人，如释迦牟尼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想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的民族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要比我们高一筹。十字架的诞生，信仰的诞生并不是出于某种狂热。创立宗教的人实际上是对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有了非常充分的体验以后，才慢慢地在心里感觉到需要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神，需要这样的佛和上帝。正因为需要这东西，以后慢慢地在民族精神生活当中就创造出了这样的东西。而他们对人的有限性，对人的弱点的认知肯定不只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问题，肯定有一个对人的存在作理性审视的问题。只有在理性审视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对此岸世俗生活的否定与超越，然后才有信仰产生，才有宗教产生。被称为当代圣人的潘尼卡就认为：是上主从虚无中创造了我们，又在信仰的基础上造就了我们的理性。这句话充分肯定了信仰与理性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那些学人尽管也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就没有这么一种巨大的理性力量从根本上来审视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以及存在本身的悲剧意味，他们达不到这样的理性高度来审视。有的人对这些有非常深的体验，比如孔夫子，老是说没见过有谁像好色那样好仁。他对人性的弱点应该是体验最深的，但是他老是只能从道德角度批评人性的弱点，并只能从道德角度提出弥补的要求，企图用道德克服人性的冲动，而不能像异域的人一样从更高的角度来体察人类的有限性，来悲悯人这个荒谬的存在。尽管他提倡的“仁”是出于对人的爱，但他因为人们达不到他的要求而给予谴责，实际上就是还不具备真正的大爱之心。所以，在这种比较之中，我的民族文化自卑感非常强烈，我到现在也摆脱不掉这种自卑感。中国人为什么就达不到这一步呢，而印度人和希腊人在那么早就那么透彻，不但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对人类的有限性有那么透彻的理解，而且对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的有限性有这么透彻的理解，对人花了那么漫长的历史逐步建立起来的此岸生活和整个存在方式，都有如此冷峻的穿透力。他们一眼就把人类看穿了，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而我们中国人老是没有这种穿透力，对人的有限性和社会的荒谬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感叹。比如人面对战争，面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觉得“离乱人不如安宁犬”，只停留在发发感慨的程度，不能升华为更高的东西。这种不能上升可以说是缺乏信仰，同时也是缺乏理性。所以我觉得中国两样东西同时缺乏，不光是缺乏信仰，在理性上也达不到一个我们从西方典籍中所感受到的高度。任不寐把我们的文化叫做灾民理性，我觉得真是妙绝了。
我们所面临的不光是建立信仰的问题，还有一个建立理性的问题。在没有理性的土壤上建立理性这与建立信仰同样艰难，我们必须同时从事建立信仰和建立理性这两项工作。只有这样才是对我们灵魂的真正的拯救，因为一个健全的灵魂应该是信仰和理性的完整地整合。没有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又理性。同样，没有理性的人也绝对不会又信仰。我们今天寻找信仰为什么这么艰难，就因为我们从来缺乏理性。我们今天寻找理性为什么这么艰难，就因为我们一直缺乏信仰。
另外，我想强调一句，尽管从人的精神结构来说，每个人都有信仰，但我们今天谈信仰，肯定是谈先验意义上的、终极意义上的信仰。
信仰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以及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缺陷
尹正球：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不明白：中国为什么就这么难？在全世界早已是“不证自明”的常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还是碰都不能碰的禁区？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流完全抛开？ 自近代以来，为摆脱这种黑暗与贫穷，人们舍命以求，一百多年了，其结果却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我们应该从这里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信仰上为民主政体的产生奠定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不仅是现在，而是五千年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就没有奠定这样一个基础。专制王权为什么会在中国长期延续？为什么人们总是以一个新的王权代替旧的王权？为什么人们从不怀疑王权本身的合法性？为什么人们真的认为某位“真龙天子”或“人民领袖”与其他所有的人就是不一样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完全是平等的这种观念就从来没有在根本意义上确立起来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只是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为什么是平等的，要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在实际层面上，人确实是有差异的，有生理、智力、遗传、成长上的差异，有善恶、美丑、能力大小、成就高低上的差异。但是怎样才能从根本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呢？我觉得这是整个东方文明，从古埃及、巴比伦到印度、中国，基本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古希腊，一开始与东方一样也是专制王权，但是工商业文明形成以后，在工商业经济中富强起来的贵族和自由民阶层否定国王的特权，希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专制的政体——城邦民主制，确立了公民平等的观念。但是，在这里，妇女、战俘、异邦人和债务奴隶等是没有公民权的。真正的人与人完全平等的观念是从基督教产生以后：在唯一的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也是从这里才开始他真正的孕育和生长。所以今天的中国处在整个世界民主主潮之外，决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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