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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酷讽刺也！”
在专制社会里，权力如同梅毒，谁染上了它，谁就身体溃烂、心智失常。威廉是如此，尼古拉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心理扭曲的恶魔。说到底，他们自己也是僵硬的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如果在民主制度下，他们可以成为身心健全的人——尼古拉是那样地爱他那患上了血友病的儿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件中表示，甚至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儿子的生命。但是，作为至高无上的沙皇，尼古拉与专制制度浑然一体，在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一点上，他不会露出丝毫的仁慈之心。1905年，他血腥地镇压了革命，下令军队开枪杀害数百名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尽管明确知道镇压是“令人痛苦和悲哀的”，尼古拉依然告诉母亲，镇压是必要的。就在1916年末革命的前夕，他还在相信社会动乱的原因是“部长们仍像以往一样软弱无力”，他本人则保证要“坚决”、“严厉”，甚至要“尖锐和决不让步”。最后，尼古拉终于将自己也塞进了庞大的绞肉机。
从杀人到锯木，倒霉的是皇帝，遭殃的是树木，解放的是老百姓的头颅。锯木与杀人都是人性中黑暗的一面的体现，而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权力则如同引信，将人性的这一面源源不断地勾引出来。丧失了正义的底线，被权力所毒化的独裁者们将砍倒千百棵树木，将砍下千万颗人头。
没有可爱的皇帝，没有可爱的独裁者。可爱的皇帝和可爱的独裁者，只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连续剧中：康熙微服私访成了悲悯百姓苦难的甘地，乾隆忠于爱情成了脂粉堆里打滚的贾宝玉，连雍正也勤政爱民成了鞠躬尽瘁的焦裕禄……他们手中带血的屠刀哪里去了呢？
“我家”即是千万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个人的历史”。虽然中国历史的编纂方法采用“纪传”的体式，但入选的人物全都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乃至贞妇烈女。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不会、也不允许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一次死亡几十万的人灾荒或者兵祸，在史书中往往只有“人相食”三个字。而这三个字，又能够引发现代人多少惨酷的联想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十分看重普通民众单个的“自传”。这些文字，也许没有浓烈的文学色彩，也许缺乏波澜壮阔的戏剧场面，但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个体的苦难与挣扎，却最真实、最朴素、最打动人心。遇罗文所著的《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正是这样一本“一粒沙里见世界”的好书。
“我家”是当代中国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家庭。说普通，因为他们一家无权无势，不属于左右“历史发展”的少数阶层，油盐酱醋足以造成他们的苦恼；说不普通，因为他们家出了一个为捍卫常识而付出生命的英雄——遇罗克、一个惊世骇俗以致飘零异乡的女作家——遇罗锦，兄妹俩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两个交相辉映的亮点。而其他家庭成员的悲剧性命运，也堪称当代中国民众抗争专制、追求民主的坎坷历程的典型见证。“我家”的六个家庭成员，各有其性格，各有其人生轨迹，相同的是，在黑暗降临的时候，始终没有低下他们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头颅。两代六口人，有四人六次与牢狱结缘；同一座监狱，曾经有四人五次在那里羁押。如果算上“群众专政”，家中就无人幸免了。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天安门》一书中，对康有为、鲁迅、丁玲等人的赞美，移用到“我家”的成员身上，是恰如其分的：“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我希望，他们所做的，也是有着相同才智和经历的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最近，学术界许多人在讨论“中国有没有思想家”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在一个连言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的国度里，何谈学术的发扬？在一个连表达常识的渠道都没有的时代里，何谈思想的独创？如果拿“思想家”的标准去衡量遇罗克，他显然是不够格的。他传颂一时的《出身论》，所表达的无非是“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这一观念早在启蒙运动中，就被欧洲诸多的大思想家们阐发得无比透彻。作为一种常识，它已经在西方深入人心。然而，在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受到最高权力机器首肯、东方种姓制度和法西斯等级制度重重纽结的时刻，能为上亿的“贱民”争取做人的权利，并为此而牺牲年轻的生命，遇罗克的身体力行，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难道比一个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要小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民缺乏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基本的道德准则的国家来说，致力于建立诸如“人应当尊重人”的常识，比建构一种宏大的思想体系更为急迫。遇罗克不是思想家，但是他给予同胞的精神财富，却远远超过了若干个官方悼词中追谥的“思想家”。
遇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想，如果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入狱之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八十多次审讯中，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监狱中伙食极差，每当吃饭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拿大个的窝窝头，分汤也是如是，谁都想得到菜最多的。遇罗克始终对难友表示谦让，从不去争抢。1968年，社会上大兴批斗之风，监狱里趁机把不认“罪”的“犯人”也押出去批斗。每次被批斗的人，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头破血流以致昏迷，得到的“好处”就是中午额外给两个窝窝头。遇罗克多次被批斗，回到监狱时已经全身不能动弹了。但是，他仍然艰难地从怀里掏出窝窝头，送给大个头的难友刘恩海。每次刘恩海都要落泪，许多难友也被感动得哭了。
遇罗克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文豪，只是一个坚持思考、坚持言说的普通青年，但是他的精神硬度却让大多数著名的文化人望尘莫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心要求“进步”的曹禺，为了表明立场，不惜撰文辱骂当年的知音萧乾。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曹禺用恶毒的比喻透出重重的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他在《大公报》和《新报》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曹禺的怯懦和背叛，在萧乾的身上也同样出现过。《芙蓉》1999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揭露说：“沈从文解放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致于沈从文临死也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都是文坛大师，却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能够坚守，其人格与遇罗克这样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相比，何其下也！以遇罗克为核心的《中学生文革报》同人们，大难来时没有一个人叛卖朋友。丁广武、孙钢、杨玉鉴、云杰等被判10－20年的徒刑。“右派”工人任众为《中学生文革报》画了唯一的一幅漫画，他逃过了灭顶之灾，因为知道他身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揭发他。两相比较，我们在谴责制度的严酷、体谅人固有的求生本能之外，对知识阶层的“软骨症”是否也该作一点点反思呢？
诉说苦难，并非受难者的骄傲；诉说苦难，目的在于终结苦难。纪念英雄，并非强迫每个人都去当英雄；纪念英雄，目的在于让我们善待自己民族曾经出现过的真英雄。忘记苦难，意味着苦难的重演；蔑视英雄，意味着流氓的横行。这本记载了“我家”奇特而自然的遭遇的书，比起某些冠冕堂皇的“决议”和“文选”来，更值得我们关注，确如丁东先生所说：“遇罗文和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以及他们在磨难中如何顽强地求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有机部分。……其实，一个国家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底层民众不能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