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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少妇长得很丰满、很漂亮，让我看得走了神，就在我想入非非之际，我不幸遇见了警察。“你，站住——暂住证！”警察拦住我，冷冷地说。“暂住证？”我不知暂住证是何物，看着警察戴着白手套伸向我的那只手，我赶紧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掏了半天最后掏出了刚刚放进口袋里的那半块红薯。
我被塞进了一辆警车，被送到了一个不知名的露天沙场，在那儿做起了苦力。我被强制筛了一个多月的沙子，凑齐了回家的路费，他们就要把我遣送回原籍了。这段经历我不愿多费口舌，我怕再重复讲一遍，我会屈辱得流泪。
我知道我必须在遣送途中逃走，否则就会被强行送回我现在还不愿意回到的家乡。于是，我选择了一个机会偷偷地逃了出来，由于慌不择路，我几次摔倒，腿部两处受伤，但我却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北京城的方向走去。
我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才回到我的租住地。这时，我才知道，因为失踪了一个多月，我刚刚交过的一个月房租已经过期了，房东只好打开我的房门，将我的行李通通卖给了收废品的，以此抵偿我欠下的房租。现在住在这间屋里的是一位做小买卖的中年男子。
我觉得房东太狠心了，他居然把我最值钱也最心爱的吉他也给卖掉了。这把吉他，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利用暑期到砖瓦厂做了一个月的砖坯才挣来的，被我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我准备在北京安顿下来后就背着它去地铁口唱歌。没了赖以生存的吉他，这彻底打破了我去做地铁歌手的最初设想。就这样，除了身上穿的这身破衣服，我成了一无所有的人。
生存是我眼下亟需解决的大问题，我晚上睡在桥洞里，饿了就去捡垃圾桶里的残羹冷饭。这样熬过了最初的几天，我就有些挺不住了，这主要是来自精神上的压力，一个人混到了这步田地，那滋味比死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知道我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否则我真的就要在北京死无葬身之地了。我这么年轻，刚到北京还没等实现自己的报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那真是冤得慌。
或许是上天可怜我，不愿让我就这么早离开人世，一次我正在桥底下睡大觉，过来一个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对我说他是美院的老师，他们学校现在正缺一名人体模特，见我这么好的体形像个乞丐似的躺在桥下怪可惜的，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当模特。
我就跟着这位好心的老师来到了美院，在他们那儿做起了人体模特。那时候，由于一些传统观念在作怪，做人体模特还是个说不出口的职业，所以愿意去美院做人体模特的人很少，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生存机会，让我在快要饿死的时候有了一碗饭吃。
其实，自１９１２年刘海粟创办我国第一个裸体画室算起，人体模特在我国已有９０多年的历史，然而到了今天人们去艺术院校做人体模特还要被视为见不得人的事，他们的待遇之低令人惊讶，而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世俗偏见的压力，远远超过了物质生活本身的压力。所幸，在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只要能有口饭吃，我是不太在意别人瞧我时那怪怪的眼光的。
我第一次做模特是个坐姿，一早上四节课上下来我的四肢又酸又僵，但看到学生的画后我的成就感彻底将我的劳累驱散。为了能给学生当好模特，我把学生的人体教材借回去仔细阅读，并反复练习各种模特的姿势。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3）
美院的学生对我总是很尊重和感激的，他们上人体课都要求我做他们的人体模特，我也因此成了美院优秀的人体模特之一。
我在美院的收入是每天２５块钱，做了两个月的人体模特，有了一些积蓄后，我就离开了那儿，尽管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喜欢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但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追求，我必须尽早离开它，去做我喜欢的事。那便是唱歌。
我在朝阳区八里庄附近租了间平房，安顿下来后，就跑到音乐器材商店买了一把吉他，又去服装店买了身像样的衣服，经过简单的武装后，我抱着吉他来到了地铁口，正式做起了一名地铁歌手。我这样做，并不表示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也想成为一名签约歌手、当红歌星，让歌声传遍中华大地。但是就目前这种状态，我是不敢往深处想的。我只能从最低极的地铁歌手做起。
地铁口给我的最初印象只是匆忙，来来往往的人总是脚步匆匆，他们要么从这个城市的肚子里钻出来，要么就是钻进去。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他们将要向何处去。
这些都是匆匆过客，他们中有些人我可以经常看到，也有的人或许只能见这一面，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
只有一个人能坚守在这儿与我长期相伴，她就是在地铁口乞讨的老妇人，从我来到这个地铁口唱歌那天起，就看见她一直跪在那儿打恭作揖，向人乞讨，我不知道此前她已经在这儿“工作”了多少年，更不知道她明天还会不会留在这儿继续陪着我。
我觉得她很可怜，不知她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子女，是子女没有赡养能力，还是子女不孝，把她看成了累赘不管她？总之，一个人老无所养，只能靠别人的施舍了此残生，的确值得同情。
有一次，我见老妇人的生意不太好，在那儿跪了一天也没有多少进账，就往她的盘子里扔了１块钱硬币，老妇人听见当啷一声响，抬头见是我，便冲我笑了笑说：“大兄弟，你在这儿讨钱，我也在这儿讨钱，大家都不容易，你还给我什么钱呀！”
这位年纪比我妈还大许多，却谦虚地把我称做“大兄弟”，老妇人的那句“大家都不容易”，其实是挺幽默的一句话，可我听了不知怎么鼻子一酸，差点流下了眼泪。是啊，大家都不容易，说不定我在同情她的时候，她也正在同情着我呢。
能在这儿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我多年的梦想，这种追求难道是一件值得别人同情的事吗？况且，同情我的又是这样一位其实更值得别人同情的老妇人？我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是我人生的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来北京后，有人告诉过我，你的声音太像齐秦了，没自己的特色，这样是红不起来的，我没怎么理会他。这东西不是我选择的，它长在我身上我总不能连自己都不喜欢它吧，我从来不否认我特喜欢齐秦的歌，但我对音乐对生活有自己的态度和理解。
我将来不一定非要走红歌坛，这种愿望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过特别强烈的时候，我只喜欢水到渠成的东西，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努力把它做好，能否得到别人的肯定、能否成为著名歌手并不重要。我有我自己的梦想，我只是喜欢唱我想唱的歌，即使只能像现在这样坐在地铁口抱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我也无怨无悔。
纽约是个艺术的大都会，据说那里的很多街头艺人都是技艺超群，完全可以上卡耐基音乐厅去演奏。但为什么他们会在街头或地铁站里表演呢？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的，我喜欢这种感觉，就像崔健的一首歌中唱的那样，“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没地儿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了生活的烦恼与忧愁，对我来说，生活中除了唱歌我找不到任何乐趣，唱歌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精神，我的物质，我的生命，我的天使和地狱。
当我坐在地铁口或地下通道弹着吉他唱歌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的歌声与众不同，它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些目光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我，它们或是游移的，或是专注的，我能感觉到很多同样寂寞的心在聆听，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在地铁口唱歌，除认识那位老妇人外，我还结识了一位新朋友。
他是搞摇滚的，因为在家排行老五，所以大家都叫他小五。小五是山东人，今年２０来岁，虽然年纪与我相仿，但“北漂”的历史却比我长得多。搞摇滚的人打扮得都比较有个性，他头发极短，耳朵上戴了四个耳钉，其中一个戴在耳廓上，左鼻还戴了一个银色的鼻钉。他住在树村，树村是个摇滚村，那儿聚集着一大批像小五这样有志于献身摇滚事业的人。
与小五相识的过程，说起来挺有意思。一天，我正在地铁口唱歌，小五下了地铁从地铁口钻出来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