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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正常的工作，保证干部用车，各单位封存的公车纷纷启用，有的是公开启用，有的是半公开启用，有的是偷偷摸摸启用，总之一句话，公车改革的经济效益一点也没见着，财政反而每个月要多支出上百万的交通补贴，一年就是上千万，财政局长冲到常委会上撂挑子，说这样下去不要说三顺滩拆迁户的补偿金和安置房的建设资金没办法落实，就是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工资都没办法保障。无奈之下，市委常委只好决定，暂停交通补贴的发放。既然交通补贴不发了，各单位便也名正言顺的把封存的所有公车都启封投入了使用。铜州市的公车改革就此不了了之。唯一的好处就是，铜州市的广大干部白白多拿了两个月的交通补贴，少则几百多则上千，算是发了一笔小财。
2
市长万鲁生摘清了自己，摆脱了婚姻羁绊，正准备跟汪清清进一步协商婚嫁事宜，再度焕发一次青春的时候，组织部门一纸调令，把他调离了铜州市，到省人大担任了一个专业委员会的主委。表面上看来属于平级调动，权力却跟当市长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也算个正地级的领导干部，不过谁都清楚，按照他的年龄，担任那个职务，等于把他给冷藏了，如果不出现意外，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平平安安熬到年头退休回家。汪清清多么精明的女人，看到这个情况，自然明白万鲁生今后的出路是什么，年轻漂亮的正处级女干部肯定不会嫁给他一个五十郎当岁就已经被冷藏的失意官员。汪清清笑眯眯地以自己的老公不同意离婚，自己也舍不得儿子为理由，婉言谢绝了万鲁生想请她当正地级领导夫人的美意。这让万鲁生非常失望，官场、情场同时失意，令万鲁生万念俱灰，他不再精心照料那一脑袋头发，既不焗油也不染发，也不再精心照料他那张老脸，几个月后人们就看到万鲁生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其实他的年龄才五十四岁。
3
因为李桂香没有国家正式职工的身份，所以她的死也就没有工伤这一说。交警队认真分析了事故，车轱辘负主要责任，李桂香负次要责任，因为车轱辘的车撞上她的时候，她正站在行车道上。由于肇事者车轱辘自己也已经身亡，根据公安局的事故分析结果，由肇事者车轱辘所在单位市民政局赔偿李桂香十万块钱。小燕尚未成年，又没有其他监护人，所以这笔用李桂香的生命换来的钱，存放到了民政局的专用账户上，用于负担小燕的日常生活，小燕长到十八岁以后，剩余款项连同利息一次性支付给小燕。
李桂香死亡一个月后，惊叹号通知司马达去接新车。司马达问惊叹号，接什么新车，惊叹号说要给洪书记换一台车。司马达奇怪：洪钟华的车才跑了七八万公里，那个档次的轿车，跑这么点路还算新车，怎么又要换了？惊叹号不耐烦地说：“我靠，你管那么多干嘛？别人想开新车还轮不着呢，别问那么多了，让你去接你就去。”
毛毛雨在一旁冷冷地说：“这还用问，谁会坐拉过死人的车啊。”
另一个司机补充了一句：“就是，听说那台车上血腥味到现在还挺大的，司马达，是不是？”
司马达没吱声，脸色阴沉得活像台风降临的海面。
司马达是军人出身，服从命令已经成为习惯，可是这一次他没有服从命令，两天后，他给惊叹号扔了一封辞职信，就再也不来上班了，人也搬出了市府单身宿舍。
关于洪钟华换车的官方说法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按照规定每五年就要换新车，不管车辆行驶了多少公里都要更换，这是为了保证领导用车的安全可靠，所有市级领导的专车都是这样，并不仅仅是洪钟华。
关于洪钟华换车的百姓传说是这样：因为司马达用洪钟华的车拉过李桂香，李桂香的血都流到了座位上，怎么洗也洗不干净那股血腥气，而且李桂香没送到医院就死在了车上，所以洪钟华才要换车。官方和百姓两个版本的传说到底孰是孰非，没有谁会去调查落实，也没必要去调查落实，不管怎么说，车是换了。
4
司马达辞职以后，找到了曾经盛情邀他担任私人助理的华建仁，华建仁没有问他为什么辞职，二话没说履行自己的承诺，让司马达担任了自己的私人助理兼司机。
司马达现在跟小燕住在一起，自觉承担起了小燕的监护人责任。李桂香头周年的时候，司马达带着小燕来看望李桂香。那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天上的乌云活像慢吞吞行走的牛群，沉甸甸地让人担心沉重的云层随时会从天上掉下来砸在人的脑袋上。由于不是祭日，陵园里基本上没有人，只有司马达和小燕。司马达从骨灰存放处领出李桂香的骨灰盒，让小燕抱着来到了专门用于祭奠亡者的小松林里。把李桂香的骨灰盒安放在祭奠用的水泥台上之后，司马达让小燕给李桂香跪下，然后让小燕发誓：一定要考上重点大学，长大一定要有出息。小燕发过誓，司马达也向李桂香盟誓：大姐你放心吧，我就是小燕的亲舅舅，只要小燕自己争气，我一定负责把她带大供出来，能上本科就供本科，能当硕士就供硕士，能当博士就供博士……
小燕在旁边说：“我要考公务员，当干部。”
司马达没有为小燕的理想喝彩，他保持了沉默。
后记
因为是高和“官场反腐”题材的“封笔之作”，便想写上几句附在书后——是个小结，也算个解释。
高和发表第一部中篇《贵金属》是1992年，还获得了“甘肃省飞天文学奖”。但是让他成为知名作家的，却是2005年出版的官场反腐长篇小说《接待处处长》。因为这本书，当时还流行了“亚腐败”一词，并流到了“两会”上，成了“代表”“委员”们的话题。2006年出版的《局长》是他同类题材的第二部长篇，卖得也很好。今年又有了这部《官方车祸》。
既然以官场反腐小说而知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又都很好，为什么要就此题材而封笔呢？排除了高和江郎才尽、市场不好、素材枯竭等原因，就只得把封笔的原因归于“失望”了。别看失望这个词儿有点虚，力量却很大，经常能把人变得很决绝。失望向前跨一步，就是绝望。“文革”中那些不堪辱而自杀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由失望走到了绝望的境地。而王国維的死。据说也与绝望有关。
失望的根源大致可归于“愿望的是无法达成”。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愿望应该是：在人格独立、意志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前提下，以文化艺术的形式探究真理、批评社会、监督政府。如果他们长期无法实现这种愿望，甚至还要因这样的努力而招致屈辱、迫害，便难免失望、绝望。古往今来，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失望，更多的绝望。
就官场反腐这个题材的封笔，既包含着高和创作方面的失望，也包含着他社会现实层面的失望。
创作层面的失望，可以做以下的分析。高和的三部官场反腐小说虽然好看、好卖，但是小说所反映的，却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与实际情况有着很大的差距。高和就此题材的写作历程，实际上是备受隔靴搔痒、浅尝辄止折磨的历程。试想，一个文艺家有着十分的深刻要表达，却只能表达三分；有着十分的激情要抒发，却只能抒发三分，这将是怎样的滋味？不仅如此，读者和历史还有可能误解作者，认为这不是他的三分，而是他的十分，进而使他的形象大打折扣。甚至会被历史归类于“投机文人”。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是三分，也比封笔、一分不分好吧！我想这应该是“玉碎瓦全”的问题，没有多少探讨的意义。
社会现实层面的失望，要更加复杂，更加难言。这让我想起了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良知未泯的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在收音机中听到了他“不再写反腐杂文”的报道。前几日问他当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回答是：能够知道的腐败信息又少又浅，很难写得真切，写得彻骨，而且写了也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我想不能公示腐败真相和腐败根源的反腐文章，确实很难有多大的反腐作用，况且即使公示了，又能怎样？大概高和也会有同感的。
封笔不是断笔，失望不是绝望。我们但愿失望变成希望，而不要变成绝望。我们等待着“官场反腐之笔”开封的日子。好在高和封的只是官场反腐之笔，他的《妻祸》和《我和我的土匪奶奶》同样很好看，还有即将出版的、好看的《流行性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