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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决定做些事情来减少一些他对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愧疚。他申请去公共卫生局工作，于是他就进入了疾病控制中心，之后他参加了扑灭天花的战斗。在20世纪60年代初，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专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想法，他们认为一些病毒可以从地球上铲除。他们选择了天花病毒，天花之所以被选为最可能灭绝的病毒是因为它只寄生在人体内，它不会寄生在人们无法接近的热带雨林一些动物身上。
马克从腰包里取出一个他的钱包，他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照片很旧，边角都已经卷了起来，相片表面覆盖着塑料膜。这张照片他已经随身带了20年。他从桌子上把照片推给了马萨乔。“就是这个工作赎去了我过去的罪行。”
照片显示的是一个瘦弱的非洲男子站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身边有一个篱笆。他斜视着镜头，没有穿上衣，他的肩膀、手臂和胸部布满了水泡的斑点。
“我应该认识这个人吗？”马萨乔问道。
“不。”马克说道，“不过，如果你是一名公共卫生医生，你就会认识他了。他的名字叫做阿里·马林，是一名厨师。那是在索马里，当时是1977年10月26日。马林先生是人类最后一名天花感染者。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天花，这个星球上最严重的疾病之一就这么被消灭了。我当时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名叫做詹森·韦斯菲尔德的医生在现场。我们给方圆几英里的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这个家伙再也不会从马林先生传染给其他人了，我们把这个东西彻底消灭了。我在这里说的我们指的是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公共卫生医生，这其中包括印度的医生、尼日利亚和中国的医生、孟加拉国的赤脚医生以及各地的群众等。我想你很难想像当年那场抗击天花的战役是何等的成功。”
萦绕在马克脑海中的一个奇怪的事情是历史事件和自然现象同时发生在1973年（也就是最后一例自然的天花病例发病的四年之前和生物武器公约签订的一年之后）。这是一场生物技术领域的革命。
基因工程就是把基因从一个有机体转移到另外一个有机体。基因是一段DNA，它含有生物体中特定的蛋白质的合成密码。基因可以理解为一条丝带，一条微观的带子。这条带子可以剪切和粘贴。分子生物学家在研究中使用一些特定的拼接酶来剪开DNA，这些酶能起到类似于剪刀的作用。（分子生物学处理的大部分问题就是这些基因丝带的剪切和粘贴问题）。你可以从DNA的任何地方剪断，可以取出一段DNA放到另外一个生物体的DNA内。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对DNA进行移植。如果移植方法正确，移植后的有机体会得到一个新的基因，这个有机体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会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特征，有机体内会合成出新的蛋白质，并且有机体会把它的新的特征遗传给后代。如果让有机体进行繁殖，就得到了克隆后的有机体。克隆物的实质就是复制。这就是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的其中一个难题是DNA从一个有机体移植到另外一个有机体后会出现功能异常的现象。不过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让它发挥正常作用的。获得了外来DNA的有机体被称为重组有机体。
生物技术革命始于1973年，当时史丹利·科恩、赫伯特·博耶和其他的科学家成功地将其他基因引入大肠杆菌（寄生在人类大肠中的一种微生物）。他们将DNA弯曲成为环状，之后设法将大肠杆菌细胞粘在这些DNA环内。这些细菌细胞的性质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它们从外界得到了其他的DNA。由于这一重大成就，科恩和博耶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给大肠杆菌移植的新的基因使大肠杆菌对一些抗生素具有了耐药能力，这些有机体获得了新性能——对一些抗生素的耐药性，但是这种有机体并不危险，因为可以用其他的抗生素容易地把它消灭。因此该试验没有任何危险性。
科恩和博耶的试验对20世纪的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引发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高科技公司。可以用新的基因疗法来治疗许多疾病，并且人们对生物系统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层。
不过，科学家们几乎马上都开始担心从一种生物向另外一种生物体移植基因会导致新的传染性疾病的爆发，甚至会带来生态灾难。这种想法很伟大：想像中重组有机体是很恐怖的。有关的科学家们强烈要求在科学界证实试验没有危险或制定出一些防止试验事故发生的安全准则前，暂停基因试验的研究。1975年夏，在加利福尼亚的阿西洛马就这些问题召开了国际会议。
阿西洛马会议带来了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和冷静的思考。会议之后，科学家们非常谨慎地对待基因工程领域内的研究。会议上还制定了“阿西洛马安全准则”来指导微生物的基因试验，还成立了安全检查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程序。结果是，西方科学家对基因工程的危险性的担心反倒为苏联的生物武器研制计划勾画了发展蓝图。
大约就是那个时候，苏联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奥治尼哥夫博士和他的一些同事向苏联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高层领导提出了发展基因武器项目的构想。之后不久苏联领导人就向苏联科学界发出指示：基因工程研究者会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如果研究成果可以用于武器，政府会满足研究者提出的任何要求。
1973年，也就是科恩和博耶进行克隆试验的同一年，苏联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被称为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组织，这个组织表面上进行民用生物科技产品的研究和生产。这个组织内部的科学家有时将这个组织简称为“公司”。它由苏联国防部提供资金支持并归国防部管理。生物备战研究所的主要业务就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生物武器。生物备战研究所的第一任领导是奥加科夫将军。
1974年，苏联在西伯利亚成立了一个联合研究机构，该机构旨在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发先进的细菌武器。该联合研究机构的中心是位于新西伯利亚地区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该研究所位于新西伯利亚市东20英里的桦树林中，所内各种研究设备齐全。该研究所对外用药物制造作为掩饰。要不是国家的所有研究经费都用在了生物备战研究所的“药物”研究，苏联也不会出现长期缺乏简单的药物和疫苗的现象。非常明显，这些资金并没有用到药物的研究上。
苏联的大部分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著名专家都接受军方的资助并从事与生物武器开发相关的研究工作。一些科学家向政府游说以谋求更多的资助，其他的科学家要么不知道内情，要么不想知道太多的东西。西方的大多数科学家坚持认为生物武器没有杀伤力，并且还一直存在一个崇高甚至是天真的希望，就是苏联会理性对待那类武器的。科学家们大体上都认为这个条约的执行情况良好。生物学家们感到十分庆幸，他们自认为要比那些没能控制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物理学家们敏锐和聪明得多。
同时，情报界爆出了苏联进行生物武器研制的一些消息。科学家对这类消息持有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很合乎情理）——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而且这些消息似乎是出自右翼军事人员或中央情报局的某些偏执狂之口，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对苏联妖魔化进行宣传。那些曾经试图说服人们相信苏联曾经对东南亚山的山区居民使用毒素武器的消息的人成了许多科学杂志嘲讽的对象。1979年，携带有炭疽病毒的空气飘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造成66人死亡，美国的生物武器专家宣称该市的市民食用了变质的肉。该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哈佛大学一名叫做马修·麦赛尔森的生物化学家。他是生物武器公约的发起人之一，曾经帮助说服尼克松政府接受该公约。麦赛尔森坚持认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炭疽事故是一起自然事件。尽管有人认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跟生物武器有关，麦赛尔森的观点还是流行了很长时间。
随后，在1989年，生物备战研究所的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佩斯尼克高级科学家叛逃到英国。佩斯尼克曾是生物备战研究所下属的位于列宁格勒的被称为超纯生物武器制备研究所的主管。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给佩斯尼克的代号是保罗。英国情报人员在伦敦以西50英里的一间密室中听保罗汇报达数月之久。
佩斯尼克说，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