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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舟坐在车里想的是，如果马昭武顺利当上副书记，组织部长，将会由谁来担任？
几个常委中，夏春和、罗先晖、彭清源都排在马昭武的前面，肯定不必考虑。排在他后面的，只有丁应平、余丹鸿和那位军区籍的常委。
赵德良会让余丹鸿当组织部长吗？唐小舟的第一感觉是，不可能。余丹鸿并不熟悉组织人事工作，应该不会吧。深入地往下想，这种不可能，又实在太想当然。熟悉和不熟悉，都是相对的，组织部有好几位副部长，业务方面的工作，他们完全可以胜任，部长只要将行政工作承担起来，就万事大吉。这一条，并不是余丹鸿是否担任组织部长的绝对理由。根本原因在于各方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道关，自然是江南省委常委会的意见，在常委会上，赵德良仅仅只有一票，他个人说了也不算。就目前来看，赵德良的支持票，显然要比余丹鸿或者陈运达多。但也不是绝对，谁都无法肯定权力妥协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毕竟常委有十几个人，赵德良能够掌握的仅四票而已，其余的票，都可能被平衡，关键在于余丹鸿手里有没有足以获得这些票的筹码。别说其他人手里的票可能被平衡，就算赵德良手里那张票，都有可能被平衡。
陈运达等人，现在正在北京加紧活动，谁知道他们有些什么硬后台？如果后台使的力够大，赵德良迫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完全有可能和他们搞平衡。即使不是上面的压力，为了把马昭武推上副书记，赵德良和陈运达妥协，同意由余丹鸿来担任组织部长，可能性同样存在。
想到余丹鸿有可能当组织部长，唐小舟还真的暗出了一身冷汗。余丹鸿一直对自己很不友好，他一旦当了组织部长，自己的命运，就难测了。
换个角度想一想，余丹鸿为什么对自己不好？不就因为自己是赵德良的人吗？不就因为他始终没办法和赵德良拧到一块吗？
真是奇了，想到谁，谁就来了。唐小舟的电话响，他接起一看，竟然是余丹鸿。
余丹鸿问，你在哪里？
唐小舟不好说自己在中部组，只是说，我刚从酒店出来。
《二号首长》第二部 第027章
余丹鸿又问，赵书记和你在一起吗？
唐小舟自然不能说，否则，余丹鸿说让赵书记听电话，那就麻烦了。他只能说，没有，我们刚刚分开一会儿。
余丹鸿也知道，这些秘书都是人精，就算他是秘书们的直接上司，秘书有很多事，也不肯向他透露。为了得到更多信息，他不得不更进一步发问。他问，昭武部长呢？
唐小舟想，余丹鸿之所以打这个电话，就是想了解马昭武到北京的目的。唐小舟说，我刚刚送部长去见赵书记，他们在一起。
余丹鸿又问，他们说了要去哪里吗？
唐小舟一想，驻京办的车跟过来了，就算自己不说，余丹鸿也能知道他们去了中组部，所以他说，听说要去中组部吧。
余丹鸿说，哦。
唐小舟想，还是少让他猜疑吧，便说，好像是就今年换届的具体方案和安排，向中部组汇报吧。
放下电话，唐小舟又想，余丹鸿显然盯上了，可他盯上的，到底是副书记，还是组织部长？或许，两个位置，他都想要，争不到副书记，还可以争市委书记，更退一步，能够争到一个组织部长，也相当不错。假若余丹鸿连组织部长都得不到呢？最有可能得到组织部长的，会是谁？
赵德良会不会从下面市州书记中考虑人选？和提拔马昭武类似，如果让余丹鸿顺势而上，余丹鸿肯定不会感激赵德良，反而觉得自己和赵德良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赵德良在自己强大的活动力影响下，不得不妥协。如此一来，新上任的组织部长余丹鸿，恐怕不会完全听赵德良的。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从下面提上来，人家的感觉就不一样，自然清楚，这个职位，是赵德良给的，对赵德良，就会忠心许多。
唐小舟想，如果他是赵德良，无论如何，他不会从省里提这个人，一定要到下面市州去找。那么，市州哪个人更适合？赵德良比较信任的市州书记中，钟绍基、王增方显然不用考虑，剩下来的，应该有三个人，闻州的郑砚华、德山的曾宪平、东涟的吉戎菲。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人的可能，比如温瑞隆，他已经当了两届市长，不可能再当第三届了。仅就这三个人来看，哪一个更适合当组织部长？如果让唐小舟选的话，他会将郑砚华排除在外。郑砚华更适合干行政方面的工作，让他在某一地主政，会好得多，比如当副省长甚至是未来的省长，那么，剩下来便是曾宪平和吉戎菲。如果这两个人让唐小舟选择，他自然选择吉戎菲，并不仅仅吉戎菲和自己的私谊更为深厚，也确实是她更适合干组织工作。
想到这里，唐小舟下了汽车，拨通了吉戎菲的电话。
唐小舟问，菲姐，在哪里呢？
吉戎菲说，我还能在哪里？在县里。
唐小舟说，你这个市委书记，怎么老往县里跑？
吉戎菲说，你说得有意思，县都是我的县，我不往县里跑，往哪里跑？
唐小舟说，好像别人都是往省里跑往北京跑吧？
吉戎菲说，我知道，听说最近省里非常热闹，很多人欢天喜地啊。往雍州的高速公路如果堵车的话，一定会有一长串官员的小车堵在一起。
唐小舟说，我就不信你那里不热闹，你那里不也要换届吗？
吉戎菲说，问题就在这里。马上要换届了，坦率地说，哪个官员干得好哪个官员干得不好，我心里还真没有数。尤其重要的是，所有官员都希望被提拔，套用拿破仑的那句话，不想被提拔的官员，肯定不是好官员。问题是，你说这位官员干得不好，就凭组织部的干部考核调查？太没说服力也太人治了。所以，我急呀，我恨不得立即把那个组织部考察干部改革方案在全市铺开。
唐小舟明白吉戎菲所说的组织部考察干部改革是怎么回事。
去年，唐小舟作为扫黑联络员，去过三次东涟市，每次都会和吉戎菲见面，每次也都是单独相处一两个小时，彼此的交谈很私人也很深入，真的像姐弟俩促膝谈心。
前后三次，他们都谈到干部提拔问题，吉戎菲说，现在的干部任用制度，可以算是一种伯乐制度。伯乐制度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也就是所谓的举贤制，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伯乐相马的故事，就发生在春秋秦穆公时代。而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千古传诵，却因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韩愈的散文《马说》，其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更几乎妇孺皆知。
谈到这个伯乐制，吉戎菲感触良多，她怀疑历史上根本没有伯乐其人。整个先秦，东周和西周，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春秋和战国，又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除了其他人们熟知的之外，吉戎菲认为，用人机制的改变，也是这几个关键时期的重要特征。西周使用的是世袭的分封制，西周的灭亡，其实也体制在分封制的不合时宜。代之而起的是举贤制。举贤制相对于世袭的分封制，肯定是一大进步，然而，举贤却是一种典型的人治产物，没有制度性保证，任何人，都不一定把真正的贤才推举上来。
吉戎菲觉得，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很善于用寓言说事，他们想说明当时伯乐相马似的用人制度存在巨大缺陷，才编出了这么个寓言。韩愈的散文在结尾时也说得清楚明白，千里马之所以不成其为千里马，是因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如果往深一步探究的话，韩愈其实是在告诉人们，天下哪有伯乐存在？既然没有伯乐，也就根本不可能分辨千里马和百里马了。
正因为这种用人制度无力选拔真正的人才，到了隋代，才开始了科举取士，也就是说，科举制度是比伯乐制度先进得多的人事管理制度，不仅仅是时代的进步，而是人类的进化。而我们现在，又复古倒退了，回到伯乐时代去了。现在的组织部门太僵化，每次让他们去考察干部，就是一个伯乐相马的过程。其实，我们的组织部，哪里有伯乐？就算有一两个伯乐，也被提拔到了组织部长副部长的位置，他们是不需要亲自去相马的，相反，那些派去相马的人，都是一些低级官员，程序也千篇一律，找几个人谈话，提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记录的评语，就像老师给学生写的期末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