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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媒鹑诶砺垩刑只帷�1986年，我取得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书。1994年，我在全国第一次中、高级专业职称考试中，顺利取得经济师职称。从1987年起，我是广东城市金融学会、深圳市审计学会、深圳市工程师学会会员，深圳市金融经济专家成员。
C、我的自我评弹。
第一，我骨子里涌动着正直、坦诚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也就是《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说的：“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能对天。”但是，这种特性，不仅在商品社会中是人生的莫大缺点，而且也注定了我及与我相类似者不可能在和平时期比较崇尚虚以委蛇的官场上有多少作为。据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学者说，毛泽东在晚年说他身上有两种气：一种是虎气，也即是霸气——刚性、原则性；另一种是猴气——灵活性。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确是根据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运用这两种气的高手。抗战胜利后，担心美国支持蒋介石时，毛泽东表现出比蒋更喜欢美国式的民主，盛赞美国，还说要到密西西比流域考察一番，似乎暗示着什么。后来，毛泽东的虎气也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斗争中，不惜与美国兵戎相见。这就是成功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惯有举措。我还有一个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一个虎气很强而没有猴气的人，或者猴气很强而没有虎气的人，都不可能在官场上取得成功，也不可以实现人生的完胜。你看，被毛泽东赞誉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既有岳飞的忠勇，又有项羽的霸气：在军事领域，他一生不怕国民党，不怕日本人，也不怕美国兵。这是一条多好的汉子——虎气写在脸上。但是，他没有猴气，因此，他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但没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也注定他不可能在和平后的官场里吃上香的、喝上辣的。
通俗说来，政治（官场）是妥协的艺术，但我不屑妥协，或者说没有学习好协调的艺术。另一方面，我从少年时期算起，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常常被师生吹捧，无论小学、中学都作为学生代表过早地参加了过多的社会活动（如十一岁就成了家乡——大队“革委会”委员），养就了鹤立群鸡的感觉；进入社会后，无论是农村工作时期，还是成为国家干部后在内地银行工作期间抑或是在深圳的公司、银行工作期间，都因为我的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被单位所倚重，成了超越自己岗位职权的本单位的重要决策人和实际上的主要执行者而倍受人们瞩目。一般说来，我只适合成为单位一、二把手的人选。当没有担任这样的职务，而又在履行这一岗位的权力时，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形成了一股抵制和反对我的势力，正如古人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纵向联系和横向协调的圈子较小。坦率地说，我是学习《行为关系学》或说《行政关系学》课程没有毕业的学生。
第二，我在原则性与灵活性、守制与变通、刚与柔的临界点的把握上也有突出问题。毛泽东说，要有松树的风格，也要有柳树的风格，就是讲的这个问题。有人谈了对水的看法：高山凝重而水圆润。然而，若说水圆润，我是不赞成的。你看，几个与水有关的成语可见一斑：似水柔情——是有点圆润的味道，但是下面几个就不同了：水火无情、水火不相容：说水的原则性；洪水猛兽：形容水的凶残；水滴石穿：说水坚韧的意志、毅力和决心；似水流年：说水的不可逆转。还有，水往低处流：是说水不可逆转的原则和目的，但它以高度的灵活性去实现这个目标。你看，水碰到石头时立即拐弯，碰到高山后不得不潜入地下，但最终还是要向目标奔去。
第三，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太强而形象思维能力相对不足。前者导致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观察时弊入木三分。这样，在与人交往时很清楚看到对方的意图和短处而产生洞察秋毫的感觉。这些特点在与人交际方面也是不小的障碍，这也许是郑板桥老先生感叹“难得糊涂”的真谛。因此，我不善于、不乐于、不喜欢与他人多做交流沟通，尤其是当自己有求于他人时，显得十分腼腆、难以启齿（点评：综观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富商，没有不求人的。在商品社会里，不求人的人不是成功的人。谋事求人时过分难为情，其实是爱面子的思想作怪，而爱面子与好虚荣是一对双胞胎。讲到面子，关键要以实力为基础。两个例子发人深省：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不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靠吃野草、树根与敌人作战，就连戴安澜统帅的国民党远征军一样要吃树根、芭蕉叶艰难度日。二是建国初期的周恩来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出国访问时穿的衬衫都是烂的。每天国事终了，脱下来给我驻所在国大使馆的女同志洗，她们是一边洗一边为我们的总理还穿这样的衣服而动情地哭了起来。我们想一想，英俊潇洒的周恩来是不爱自己面子的人吗？）。而形象思维能力的不足使得我的文学素养难有跨越式的提高，伏笔老是埋得不深。三十年前，我在广州写了章回体自传长文《二十年华》，令那些春心涌动的同学们争相传看，他们也许在不切实际地翘首期待着中国又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当时，我在文中写道：再过三十年，我将写出《四十年华》作为自己人生奋斗历程的历史纪念。
是啊，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人生体验，并亲身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自己既成为这期间社会进步的受害者，又是它的受益者。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见证啊！它为我积累了多少有趣的人生阅历！只要你稍有文学修养，一部史诗式的历史画卷便跃然纸上。而我在金融服务社和市民银行的复杂经历，也足以写一部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长篇财经小说。为什么不能成书呢？知道我的经历、看过我的文章的人们，也许充满了遗憾。当然，最应该感到遗憾的还是我自己。
看看吧，当我六十岁的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事做好，这也许是一件对社会极有意义而且荫及儿孙的善事。
第四，家庭教育给予后人的启发是：
㈠、好的家庭教育必须在家庭中树立一个中心，要培养同一种声音教育子女。不能人为地、想当然地、不自觉地树立父母对立、上下对立。不要在小儿面前各自吹嘘自己，以免导致其在潜移默化中，把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变为他为达到自己目的时可以加以选择和利用的工具。
㈡、不能以是否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作为爱子女的标准。好父母是不会随意给孩子钱花的，而好的子女也是不需要父母多花钱用于教育的（在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时下流行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提法，也许初衷不坏，但从客观效果看，是非常错误而且十分有害的口号。一旦儿孙躺在钱堆里养尊处优而不能自拔，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祖宗来说，抑或是对儿孙自己都将是莫大的不幸）；而生就顽鲁的子女，做父母的就是耗尽亿万家财也没办法使他成才，反倒落得人、财两空而徒增怨气。
㈢、判断子女的受教育方向很重要，不能想当然的、一味的在“望子成龙”的胡同里走到黑而不愿意回头。最近，丁肇中教授谈到他那早年在美国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的母亲教育他成长的经历时；自豪地认为：正是他母亲从不计较他在学习期间考多少分；常常说：“考了就好；”才使他日后发挥出自己的天分；四十多岁便成为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㈣、教育子女如同人类的生存之道，一样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毅力、决心和恒心，不要被小孩的哭声、笑声、吵闹声所左右。过不了这个关口的父亲、母亲们，爷爷、奶奶们，无疑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㈤、为人长者应该冷静分析“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在我看来，起码有两类长者要为此“买单”：一是自己少年时期非常困苦，辛勤劳作发家以后，再也不愿意看到儿孙受苦而把儿孙供奉起来的人。二是在儿孙进入人生道路时，满脑子都是人文思想，而同时又对儿孙有过高期盼的人。这种人想把儿孙当作动物园里的华南虎圈养起来。试想，他的子女就是有再好的遗传基因也是白搭。
我看过不少《动物世界》的电视片，地球上不少动物教育子女的方法远比人类聪明、有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