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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生产队一年累积下来的总价值，当时它的平衡关系是：总价值=人口分60％＋劳动分30％＋肥料分10％，简称为人6劳3肥1；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可能你们这位老同志清楚，国家有一些会计权威有点故弄玄虚，搞了一个增减记帐法，我当初学的还是这个。说什么：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后来，银行的老会计也不甘人后，来了个理论创新，美其名曰：资金收付记帐法。这玩艺运用在银行的现金方面，就不好表述了。因为，谁能说清楚，银行的现金究竟放在收方好，还是付方好？或者两方都放一个现金科目？也就应了一句‘约定俗成’的话，后来统一在付方科目反映现金，银行把现金增加时在付方用红字表示才能把帐扎平。也就是说，譬如一个在银行开户的企业存了20万，银行帐的付方科目在这个企业的帐上有20万的增加，但为了平衡同样是付方科目的现金，则必须在增加项下以红字记录20万元。我这一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但是，再别扭也不会在平衡原理上别扭，它的平衡原理是：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你看，银行的创意不错吧？后来大约到了1982年的时候吧，国家又开始用借贷记帐法记录经营活动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没有上什么培训班，拿来借贷记帐法的教材自学起来，才发现，这个当年被人们认为借就是贷，贷就是借，让人不知所云的记帐法，就是我们不同记帐法的来源。除了农村的记帐法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还是纯记帐角度，都还有它的创意以外，应该说，其它记帐法都涉嫌抄袭。当然，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夏天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通，根本与他们查帐的问题没有任何关联。黄处长不便多言，而那老同志显然对夏天讲的有同感，觉得遇到的不仅是一个懂行的人，而且他也精通国家财会制度变革的历史，脸上表现出善意的微笑。
这时，那位大学生稍为虚心地问道：“那么，你们行这样的传票，根本做不到平衡。你解释、解释？”
夏天估计触及到敏感问题，泛泛说道：“我们行的帐我没有记过。不过，我相信，应该可以平衡的，不会那么离谱的。”言下之意，你再多问这一范畴的问题，就丢人现眼了。
这时，吴冬梅打开夏天办公室的门，对夏天说：“夏经理，你来一下。”夏天随即对他们说：“请你们稍等一下。”
说完，来到机要室，从吴冬梅手中拿了那些复印材料看了一下，对吴冬梅说：“这张帐页中那100万元的记录就不要表现出了，相应的传票也不要反映。他们万一问了，就说数额小，没有必要反映。等一下由你送进来。”夏天说完，重新回到办公室坐下。
吴冬梅按照吩咐，用技术方法重新复印了相关帐页，随即拿到夏天办公室，夏天说：“谢谢你帮忙。”
黄处长一行看了复印材料，没有再谈他们原来想谈的话题。几个人对看了一眼，便与夏天打招呼，说了声：“谢谢你了！”然后握手告别，离开了湖贝支行。
在应对中纪委联合调查组的整个过程中，两个行长自始至终都在二线运作。好在这个调查组没有做什么询问笔录，也没有在湖贝支行深入挖掘下去。要不然，夏天的问话笔录也就上达到了中央纪委的专案卷宗里了。
人们看这夏天忙里忙外，真是：
官当得不大，处理的问题不小；
领的钱不多，管理的事情不少。
第三部 131井冈山上接受熏陶，人生曲折不可回头
市民银行党委组织的党员革命传统教育系列活动之一——重上井冈山活动，明天就要出发了。湖贝支行的夏天在办公室整理着这几天应付纪委调查组的日记。整理完后，找来李朝阳和任尔为交办工作。
三人聊开后，李朝阳对夏天说：“我到营业部查对怡进公司的利息数字，才发现我们信贷部门的报表连续几个月没有输入，说明支行的会计报表与信贷报表早就已经对不上了。”
夏天说：“我们大家在工作中能发现问题是好事，发现了要及时相互提醒。就说怡进公司这个事吧，当初小李提供给法院的欠息数字是错的，导致人民法院的执行标的也发生错误，而造成被执行人要追究法院的责任。最后让我们总行防损部的律师兴师动众，支行还赔了三万元。上面没有找我们的麻烦算是客气的了，以后我们在工作中都要注意。”
任尔为、李朝阳唯唯诺诺，表示接受。
下午四点多，夏天正在查看总行办公自动化电脑系统有关信贷管理的新规定，电话响了。夏天接过电话，刚说了一句：“你好！”
电话那头便说：“我是王火炬，老夏，你在忙什么呢？”
夏天笑着说：“组织上让我学习井冈山精神，坚定清收旧贷款意志，明天就要重上井冈山，听那黄洋界的炮声了。”
王火炬说：“我先给你放一炮吧！你们行出名了，案件卷宗都上了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的案头。”
夏天听出他话中有话，问道：“你讲的是哪一单？请你详细说。”
王火炬认真地说：“我刚从法院回来，了解到因为安延公司的问题，宝安区政法委给中央政法委写了一个有关安延公司、岸尾公司诈骗案的报告。据说，中央政法委领导同志看后非常生气，批示：‘要严肃查处。’深圳政法委也要求重审贷款纠纷案。我告诉你啊，在报告中被点名的有庄宇、秦现虹、徐东海、吴冬梅、卜一定等人。如果贷款的纠纷案不成立，则这些人的渎职罪就成立。”
夏天问道：“我都被他们做了五次笔录，在报告上没有点我的名吗？”
王火炬说：“没有。”
夏天说：“谢谢你啊！在第一时间向我通报最新消息，改天我们一起搞一个活动？”
王火炬说：“等你从井冈山下山后再说吧！”
“好的，挂了！”
夏天放下电话，两个方面的问题使他陷入深思：“一是虽然几个当事人的口供都异口同声说我参加了当初服务社调帐的碰头会议，我也没有反对，只是在时间点上，他们说是上午，我说是下午。而洪虎在报告中并没有把自己列入安延公司问题的参与人，可见洪虎的确是一个高人；那么，他对于王显耀、陈作业参与的用安延公司提供的资金组织存款的事，也必然采取引而不发的策略，后发制人。二是王行长无论在宝安政法委，还是深圳政法委都有大量的人脉，在报告往上送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报告的内容，而在中央政法委批示下来后，更应该知道。但是，到现在他也没有说，当作没有这回事一样。他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究竟是为哪般呢？”
夏天考虑来考虑去，决定在上井冈山以前就把这个消息放出去，看看王行长的反应怎样。他觉得找有利害关系的徐东海是最恰当的。于是，他来到徐东海办公室，两人寒暄之后，夏天平淡地说：“老徐，我给你透露一个事：洪虎牵头的安延问题专案组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政法委，上面批示‘要严肃查处’，其中把你点了名。好像说，如果贷款纠纷案不成立，就可能追究当事人的渎职罪。你要做好准备。”
徐东海听夏天说完，心里也是很紧张，但好像满脸委屈地说：“看来，弄不好就要进去了！混日子混成这样，哎，真是的！”
1998年8月7日晚上七点多，陈作业、夏天、申平、周天真以及市民银行各支行的部分共产党员，陆续来到深圳火车站，在九州旅行社导游的三角旗下集中成一个方队。然后于晚上八点上了深圳到吉安的538次列车，八点三十分准时始发沿新开通的京九线，开始了上井冈山的旅程。
由于是晚上乘车，闲着无事的时候，自称在打牌方面与申平配合默契，堪称是湖贝支行最高水平的陈作业对夏天说：“我们闲着没事，来打打牌。我跟你说，在湖贝支行，只要我跟申平配合，就很难找到对手了。”
夏天笑着说：“我不信这个邪。小周，你会不会打拖拉机？”
周天真说：“不是很精，应该会。”
夏天说：“那么，我们搭档领教陈行长、申平的高招。”
随着着周天真一声：“好的”，四人就在卧铺的两对面摆开阵势。在互有输赢的娱乐中，陈作业赢了便得意洋洋的吹嘘一番，说哪张牌是全局的关键点，哪张牌是算出来的。当本方输了以后，便大眼盯小眼，数落申平一通。好在申平的脾气是出奇的好，是那种柔和有余，刚气不足的男子，任由陈作业数落，说得急了，也就红着脸，腼腆地多看陈行长一眼。倒是周天真和夏天看着他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