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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克鲁兹家找到了蒂勒里的东西吗？”
“对啊，没半点可疑之处。我是说连音响上的编号都没错，不过，他还是死不承认。你是说这有什么新鲜的，是吧？‘哦，这音响是我在酒吧里跟一个人买的，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就跟他说，当然啦，米格利特，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在你偷东西的地方，有一个女人被砍得惨不忍睹，你知道吗？那他只好承认东西是他偷的，但是，他说他在蒂勒里家里没见到那个死人。”
“那他知道有人被杀了吗？”
“当然，只是他不承认是他杀的。报纸上写了，是不是？他一会儿说他没看过这条新闻，一会儿说他不记得地址，你知道那些人的供词一天到晚变来变去。”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赫雷拉也涉案的？”
“他们好像是表兄弟还是什么的。赫雷拉住第五、第六大道间的四十八街，也就是在公园附近。反正他住在附近一间有家具的公寓里。现在他们两个都在布鲁克林区的拘留所里，直到被移送为止。”
“他们两个都有悔改之意吧？”
“那当然，没有才奇怪。”他露齿微笑。“他们就是那种标准混混，一天到晚混帮派。一年半以前，他们两个都因为抢劫被起诉，但是法官因为罪证不足放掉他们。”他摇了摇头，“你就是得照他妈的狗屁规矩做事。不管了，反正他们逃过这一关了。第二次，他们又动手抢劫了，律师跟法官商量了半天，叫他们承认非法闯入民宅，最后还判了个缓刑。第三次，罪名是一样的，但是，证据却莫名其妙不见了。”
“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见了，还是放到别的档案里面去了。对这两个警局常客来说，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迹。你希望这两个家伙死在牢里吧？”
“这两个人还真干了不少抢劫案。”
“好像是这样。一天到晚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在警察局进进出出：入室盗窃，摸走一部音响，然后上街兜售，换五块十块过日子。克鲁兹比赫雷拉更糟。
赫雷拉有时还打打零工，去帮人运运杂物、送送午餐，赚几个小钱混日子。可是我记得克鲁兹始终是无业游民。”
“他们两个以前都没杀过人吧？”
“克鲁兹杀过。”
“哦？”
他点了点头，“为了个女人，他在酒吧跟另外一个人干了一架。”
“报纸上怎么没登这个消息？”
“这事没闹上法庭，罪名也没成立。有很多证人都说是死者先拿破酒瓶找克鲁兹的。”
“克鲁兹拿什么凶器？”
“刀。克鲁兹说那把刀不是他的，也有人说是其他人把刀扔给他的。当然，没人知道是谁把刀扔给他。我们没办法用私藏凶器的罪名来起诉他，凶杀案也只好不了了之。”
“克鲁兹通常身上有凶器吗？”
“通常他上街的时候身上肯套件内衣就很不错了。”
那是我从德鲁·卡普兰那里拿到一千五百块后的第二天下午。那天上午，我买了一张汇票寄长岛赛奥西特去。同时，把八月份的房租、酒吧里的账单清掉。最后，我还搭BMT 线到日落公园去遛了遛。
日落公园当然在布鲁克林里，位置大概是在区政府西边，湾脊区上方的绿木公墓的西南边。这些年来日落公园附近盖了不少高级住宅，许多年轻的白领为了躲避曼哈顿高昂的租金，翻修了附近的房子，使得这个区域一跃成为高级住宅区。不过在当时，那批新贵还没找到这个地方。当地居民大致以拉丁裔和斯堪的纳维亚裔为主。大概先搬来的是波多黎各人，稍后就是挪威人。不过，人口比例从欧陆慢慢移向岛国，肤色从浅到深的变化很明显。只是这个过程是在好多年里慢慢进行的，改变并非一夜之间。
到六十八街前，我还在第四大道上逛了逛。这里是布鲁克林的商业区，我还不时东张西望找教堂。这里的房子很少超过三层楼，不管我怎么走，圣迈克尔教堂那个高达两百尺的圆顶好像都很遥远。
我一直向北，现在已经在第三大道上了。我走在右边的街道上，抬头就是高架快速道路。到克鲁兹家前，我在几家酒吧里混了一会儿，只是想使自己融入当地的气氛里，而不是想问什么问题。我进去不是点波本，就是要杯啤酒，速战速决。
米格利特·克鲁兹跟他祖母住的地方，倒还跟诺伊曼描述的差不多。附近真有几个大型的空地，其中一个有围墙，其他的可以任人来去，地面上则散落了许多橡胶制品。有几个孩子在被火烧过的大众甲壳虫汽车里打闹。在第二、三大道间，比较接近第二大道的地方，有四栋三层楼的楼房，拼成扇形，立在最北边。这排建筑物两边的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剩下几面朴素的砖墙，不过上面却点缀着涂鸦之作。
克鲁兹住的地方很接近第二大道，离河边也很近。入口处的磁砖跟油漆都已经剥落。墙边有六个信箱。信箱上的锁被敲开过，又被修好，痕迹还清清楚楚。门外没有电铃，大门上也没有锁。我打开门，往上爬了两层。楼梯间里有烧菜的味道，老鼠以及小便的臭味。其实所有的旧公寓里，都有这股说不出来的气息，死老鼠跟便溺的痕迹到处可见。知道这点之后，你会发现克鲁兹住的地方也不算太差。
克鲁兹祖母住在顶楼。地方倒是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面有圣母的画像和一个点了蜡烛的祭坛。不过在我面前，这位老太太是绝口不说英文的。
我敲了敲别的房间，没人应门。
但我还是在这栋建筑物里到处看看。二楼，住克鲁兹正下方的，是一个瘦得要命的波多黎各女人，养了五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客厅的收音机跟电视机同时打开，厨房还有一台收音机在响。五个孩子没一个安静的，其中至少有两个在同时大哭大叫。那个女人倒相当合作，可是她不太懂英文，而且那种情况下，谁也没有办法专心听你说话。
另一边就没人应门了。但是我听到里面有电视机的声音，所以我死命地敲。门终于开了。一个胖得出奇、只穿了一件内衣的人给我开了门，他一声不吭往里面走去，好像知道我一定会跟上来似的。他带我穿过几个堆满旧报纸和空啤酒罐的房间，来到了前厅。他坐在摇椅上，继续看他的运动节目。他电视机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荧光屏上的记分表一会儿是红色，一会儿又是绿色。
他是白人，有一头长发，以前大概是金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从他那硕大的身材来看，实在很难估计他的年龄，不过我想大概是在四十到六十之间。他有好几天没刮胡子了，内衣跟床单更是好几个月没换了。他很臭，他的公寓更臭，不过，我还是留在那里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刚进去的时候，见他身边半打装的啤酒盒里还有三瓶，但是没一会儿他就喝光了，接着，他光着脚又到冰箱里去拿了半打。
他说他姓伊林，保罗·伊林。他从电视上知道克鲁兹的事，觉得很难过，但并不意外。他告诉我，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以前还不错，住在这里的人很规矩，尊重自己也尊重邻居。但是现在坏分子搬进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里跟动物园没两样，”他告诉我，“你不会相信的。”
安杰尔·赫雷拉租的房间在一栋四层楼的红砖楼房里，一楼有投币式洗衣机。
两个快三十岁的年轻人在那里鬼混，从褐色袋子里拿出一罐罐啤酒往嘴里倒。我问了问赫雷拉住哪里。他们觉得我是警察，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两人都耸耸肩，不过，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到四楼去找找看。
除了你可以想到的各种气味之外，空气中还有一股大麻的味道。一个黑黑瘦瘦但眼睛却极明亮的妇人站三楼入口处。她身上围条围裙，手里拿了一大捆西班牙文报纸。我问她赫雷拉住在哪里。
“二十二号。”她指着楼上说。“可是他不在家。”她的眼睛紧盯着我，“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知道。”
“那你就该知道他不在这里，门也锁上了。”
“你有钥匙吗？”
“你是警察吗？”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很锐利。
“我以前是。”
她笑得很大声，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怎么啦？被开除啦？因为所有的坏人都被关进牢里，所以你们就没事可做了，对不对？你想进赫雷拉的房间？来吧，我带你进去。”
看管二十二号房的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廉价锁。她试了三次，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