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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被枪打伤之后，艾米莉的心跳、呼吸一直都很正常。直到一个月之前，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而且不时地伴有各种并发症。我们不知道这些病是怎么得的，也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挽救她。
在电话里，我和母亲又谈了一会儿凯茜。提起凯茜，妈妈的情绪就好多了，而我也感觉放松了一些——就好像躺在母亲的怀抱里接受她的抚爱。
我又给斯科蒂在休斯顿的家打了电话，通过留言机告诉他，让凯茜到那儿之后马上给我打电话，我真想现在就能听到她的声音。
我走入联邦调查局大楼，在这迷宫一样的大楼里，我好不容易地找到了查克·凯伦伯格的办公室，他是联邦调查局里研究共和军问题的专家。
凯伦伯格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穿了一身灰色的西装。可能是因为长年坐办公室的缘故，他的“将军肚”也出来了。他的任务是收集整理信息，但若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却比登天还难。麦克·弗林特帮我疏通了一下，让我获得了这次采访的机会，但我清楚，这肯定是一次非常艰难的采访。
“我们来听听您都打算了解些什么情况。”凯伦伯格戴上眼镜盯着我说，“不过您想要知道的内容我有可能无法提供给您。”
“您还记得共和军的事吗？”我问道。
他会意地笑了，多少显得有些居心叵测：“我的工作就是调查共和军，所以当然记得。”
“就在袭击发生的那天早晨，共和军从八十四大街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后来又搬进了五十四大街。他们前脚刚走，联邦调查局就袭击了八十四大街。我只想看一看关于那房子物品的清单目录。”
凯伦伯格把手放到一个文件夹上，好像生怕我把它拿走似的：“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如果你说的文件确实在这儿，而且可以随便让人翻阅的话，我会让你看的。”
“我相信您的话。不过，不知道弗林特侦探是否跟您说过，我们的时间很紧。”
“哦，是的。”他坐直了身子说。我知道我想要的文件就在他手底下压着，等他打完了官腔之后，我就可以看到那份文件了。只是现在我们必须演完这出戏。
我笑着问：“你能告诉我共和军的人穿什么样的内衣吗？”
他故意紧绷着脸，以免露出笑容，同时间我：“弗林特侦探跟我提过一部影片，那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纪录片。”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并把它翻开，“是关于本地一名警察的被杀案，罗伊·弗兰迪警官，你熟悉这个名字吗？”
他点了点头。
我说：“我想这凶杀案一定与共和军有关。弗兰迪是在5月10日午夜被杀的，你负责关于共和军的案子，所以你应该知道那天发生的事。”当我告诉他弗兰迪被杀的地点时，我看到他有所反应地点了点头，于是我继续说，“当罗伊·弗兰迪的尸体被发现时，他的头上裹着一条刚干洗过的36号蓝色拳王短裤，外面用他自己的法兰绒衬衣包着。”
听到这儿，他打开了文件。
我说；“根据他在七十七街警局共用一个更衣室的同事以及许多跟他有染的女人的说法，罗伊·弗兰迪从不穿蓝色拳王短裤，他只穿白色的32号短裤。”
凯伦伯格又翻了翻文件中的记录。
我接着说下去：“除了9毫米伯朗宁手枪以外，那条蓝色的拳王短裤就是惟一可以寻找的线索了，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当时那个屋里的三个人当中，有没有人穿36号拳王短裤。”
他摘掉眼镜说：“共和军本来已经惹了够多的麻烦，他们为什么还要杀警察呢？”
“在一次银行抢劫案的审讯中，芭蒂·海斯特供认，当共和军搬到洛杉矶以后，‘辛基’不断地训练他们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每天晚上他们都出去偷汽车或杀警察。在对死去的同伙的悼词中，她说南茜·琳·帕瑞曾告诫她：先把猪杀掉，直到确认它死了以后再去解剖。我想这是他们对杀死弗兰迪再恰当不过的描述。”
“真的吗？”他笑了一下说，“有什么证据呢？”
“除了动机和机会以外，他们还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我在他面前坐下，看着他的眼睛说，“杀人犯把弗兰迪的手枪拿走了，那支枪后来再也没有找到；他的车被扔在贝尔大街南端，车子上的痕迹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他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的手心开始出汗，心脏由于紧张而怦怦直跳。我想：这对于麦克来讲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它将揭开弗兰迫凶杀案的真相，对于我要拍的片子也会大有裨益的。
那张纸是八十四大街那所房子内物品的模糊复印件，我仔细看着每一样东西：各种杂货、碗碟、褥垫、家具，还有两个纸箱，里面装着许多东西——有男女衣物；在一个手提箱里也装着男式和女式的衣服。除此之外，再看不出什么别的迹象。
我把那张纸又还给凯伦伯格，问：“这些东西现在保存在哪儿？”
他指了指那堆文件的底部，那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的了。凯伦伯格站了起来，我想这次采访可能就到此结束了，但我仍坐在椅子上没动。
“你说你负责这案子，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屋子当时是什么样子？”我问。
“我记得当时那屋里乱七八糟的。那几个人在那儿住过以后，只留下一大堆的垃圾。”
“解剖报告怎么说？”我问道，“有关于衣物的报告吗？”
“衣物？”他轻蔑地笑着说，“那场大火之后，连几根可以让法医鉴定的骨头都没剩下，更不用说衣服了。忘了它吧！我想除非那三个幸存者愿意和你谈，否则，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他们恐怕不会说出什么的，我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共和军里有卧底，可我并不指望你能告诉我有关他们的情况。”
他耸了耸肩说：“你确实不应该抱什么希望。”
“也许是吧。”我又翻开记录的第一页说，“在芭蒂绑架案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绑架，他是芭蒂邻居家的儿子——当时，他正准备去开屋子门前的车，南茜·琳·帕瑞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帕瑞用那男孩的衬衣包住他的头，让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然后用毯子盖住了他。当那些人去绑架芭蒂时，那男孩仍待在车上，他们把芭蒂和他都放在他的车里，然后开走了。
“在奥克兰大街，芭蒂被转移到另外一辆车上，那些人对男孩说感谢他对共和军的帮助，然后就走了，车里留下了那些人的指纹。”
凯伦伯格说：“你认为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新鲜材料吗？你以为我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吗？”
“我知道你们做过全面调查，所以我才来找你。”
他盘起手，仔细盯了我半天，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他说：“你从哪儿得到这些消息的？”
“和你一样，通过警方、证人和报纸。”
“我猜也是。”他又坐直了身子，“所以你得到的消息并不全都准确。”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那支枪。”他说，“弗兰迪的枪在拉斯维加斯的旧货店出现过，你的警官朋友应当知道这一点。”
“什么时候？”
“凶杀案发生后的几年。”
“在拉斯维加斯？”我心头一震——道格·森尼克那天早晨提到过拉斯维加斯，“那枪是怎么跑到旧货商店里去的呢？”
“那枪的主人死了，所以它可能跑到任何地方。”凯伦伯格递给我一张报告的复印件，说，“他们仍在附近活动。”
“谁？”
“除了那次来洛杉矶的几个人之外，共和军里还有许多狂热分子。在那场大火中，他们并没有全部烧死。”他站了起来，伸出手说，“如果发现什么新情况，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说，“希望您也如此。”
6
我有一个大学时的好朋友，名叫道尔·伊赛尔顿，她在寻找失物方面很拿手——过去几年里，她在一个大建筑公司工作，负责寻找从建筑工地被偷走的装备。为了寻找那些被偷走的压路机和装货机，她几乎走遍了全国。只要一发现别的工地有自己要找的东西，这个混血女人会立刻爬上驾驶室，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开走它，没有人敢阻止她。
我到达制片厂后，给道尔打了个电话。
“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一把手枪——是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韦森牌的，枪管长两英寸，内装5发子弹的左轮手枪，枪号是328314。”
“你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那枪现在在拉斯维加斯。1974年5月，或者在那之后不久，它在那儿的一个旧货商店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