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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小丫头真不简单！你的猜测我们当时还真没有想到，你很好地解释了凶器为什么不在场，但是你怎么解释凶手又回死者宿舍冒充死者的动机呢？刚才我说的是嫁祸本楼的人，现在不是反而成了引火烧身吗？”警官又将了我一军。
“这个嘛。。。。。。”，我略微思索了一下，“也好解释，或者说这也是凶手高明的地方。她也是想嫁祸，不过不是嫁祸给人，而是嫁祸给鬼！您可能以为我是瞎说，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没有想到这种可能，而我想到的原因——你们不相信这世界有鬼。”
“说吧，我听糊涂了，不过破案就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警官微笑着鼓励，看得出对我的逻辑推理能力很是佩服了。
“凶手为什么选择中国的鬼节下手呢？我从您的描述感到一种恐怖的鬼气，连续十几天下雨，天昏地暗很容易让人想到鬼。她之所以弄得这样凶残就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即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天衣无缝；这样的极度恐怖，时间又捏得这样巧，只有魔鬼才会作得出来。还有那么多流言决非空穴来风，凶手甚至可能是炮制听见男人声音的女工之一！而且她也确实部分达到了目的，老百姓的恐慌就是明证！”
第三种可能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当时还真没有从这个角度分析，要是真的如你所说，我真是要后悔不迭了，”警官忽然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说的两种可能都不成立，后来的一个发现让我们停止了停止和法医的争论，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什么？不可能吧？”我不甘心自己的猜测被否定。
“案发后第三天，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了死者的衣服和器官。那是在城南郊一个叫四郎山的地方，距离案发现场有十几里路。死者的上衣是一件尼龙秋衣和一件薄毛衣，上面有很多血迹已经发黑，被划得支离破碎。后来鉴定划痕和伤口的形状是吻合的，死者是穿着上衣被割划的。其他那些器官开始腐烂，也被证实是死者的。就是毛衣和秋衣颠覆了我们的观点。”
“我不太明白。。。。。。。”我疑惑地说。
“两件衣服的弹性和韧性相当好，用刀划破它们就很费力了，更何况还还套在尸体上，把尸体也划得那样整齐那样深！我们见到经过法医整理后的尸体，伤口很平整，不会是用刀或者锯慢慢地划出来，那的确超越了人的能力！唯一的解释就是用切割机器分割的。”
“哦，是这样。那么你们在四郎山还发现了什么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跑到那里了，凶手干吗不藏起来呢？”我恍然大悟。
“是啊，我们也很疑惑。因为一直在断断续续下雨，我们赶去的时候，脚印都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从附近的居民那了解到，这里解放以前是个乱坟岗，雨水还时常冲出一些死人的骨头。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线索了。”
“那么你们重新猜测的案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我问道。
“我们开始设想，受害者是不是半夜里有什么事情自己跑出工厂呢？结果发现不可能。因为，死者如果自己出去会穿外套，打雨伞。但是家属和同宿舍的人清点遗物后，认为没有丢失外套，雨伞也没有人动过。”
“既然能肯定凶手在死者的床上睡过，那么有没有残留头发？”我忽然插问了一句。
“没有，凶手做得这么干净利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只是稍稍修改了原来的假设，就是凶手把死者弄出去杀死，然后又用密封容器弄回来，后面的猜测不变。唯一不能解释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画蛇添足地把尸体运回宿舍？即使用你的嫁祸于鬼的理由也说不通，因为他把尸体留在厂外面，只是孤身重回宿舍，也可以在作案时间和作案手法上上迷惑我们，而且这样的风险小得多。”
“凶手的心理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要是正常人也不会这么干。这个凶手似乎很精通犯罪学，而且精神很不正常。我觉得你们肯定是从切割机和凶手可能有前科这个角度展开的。”
“的确如此，我们在报纸上登载举报电话，欢迎广大的群众提线索。我们查看了文革以后历年的犯罪记录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件，从在押和已经释放的刑事犯罪人员那里打听，甚至疯人院也去了，都没有头绪。至于切割机啊车床啊什么的全都调查了，还是没有任何值得深究的线索。除了死者的衣服和器官，再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真是邪门！”
老侦察员的回忆
“你们真是山穷水尽啊，压力一定很大。后来有转机吗？”我同情地说。
“一个星期很快就快过去了，因为案件一直没有破解，尸体一直冷冻着。死者的哥哥来找过几次，表示他的父母希望早点取回尸体安葬，好让亡者早日安息。领导没有同意，因为必须要给死者家属和社会一个交待。
就在截止的前一天上午，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中年人打来的，那人说他父亲有情况反映，我们就赶紧过去了。老人七十多，才从医院回来，听人议论这个案件就让儿子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说自己以前也是警察，十几年前退休了。
他开始没有说要反映什么，反而要我们先描述一下尸体的情况。当时尽管全城的人都知道发生了惨案，但是并没有看到照片，只是从文字新闻和道听途说地知道了一些情况，至于伤口的形状只是我们内部人知道。我当时委婉地拒绝说，尸体划得太恐怖，不说也罢。他沉默了一会，说：‘尸体身上的伤口是不是排列呈一个坎肩的形状，还有眼睛‘耳朵舌头被割，脑袋也被敲碎？’
我们非常惊讶，忙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也许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二十多年遇到一桩与这个案件极为相似的案件。案发地点在城南郊一个野山坡，具体地点记不清了，一个青年男子被人谋杀，死状和你们看到的一摸一样。我是在枪林弹雨里闯荡过的人，什么样的惨状都见过，但是当时的场景还是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老人讲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一会，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眼神，我赶紧插问了一句：‘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叫四郎山，山脚有一条河，离城区大概十几里路？’
老人说：‘对，对，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是有一条河，我记得当时下很大的雨，河水涨得很高，时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哦对了好像也是鬼节那一天，对没错就是农历七月十五。’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和同事面面相觑，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
老人又继续说：‘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也饿得没有有气无力。把尸体运回后，就发了一个寻人启示，第二天，死者的两个哥哥找来了。我们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死者是一家工厂的工人，还没结婚，去郊外可能是想弄点野菜，想不到竟遭了毒手。死者的两个哥哥没有怎么说话，也没有提供什么线索。
我们从死者的同事那打听到他遇害前几天和一个同事闹过矛盾，还差点打起来。刚好那个同事那天也到了郊区去挖野菜，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同事的家庭成分很不好，他爷爷是地主，以前有很多地。那个时候是很容易把一个普通的案件上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于是我们就此认定他是凶手。开始他死活不招，后来挨打又挨饿之后终于招供。凶器据说是扔进河里了，我们也懒得去找。不久他就被枪毙了。
我一直以为为了那个被杀的人伸了冤，良心上也没有不安。但是昨天我听说这个案子之后，回想当时的情形，觉得我们当时办案太粗糙了，很可能冤枉了无辜的人，而真正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我所能提供的就是这么多，希望你们能将凶手抓住。’
我当时心里忽然一动，就问老人：‘那个遇害的年轻人是不是姓边，旁边的边？’
老人也很惊讶：‘对，就是这个姓，很少见的。好像他的哥哥一个务农，一个好像是在什么厂里当工人’
我赶紧问：‘是服装厂吗？’他摇摇头说记不清了，我又问：‘那么你们有没有当时的档案记录呢？’
他说：‘没有了，文革时全烧光了。’
我和同事出来后，非常兴奋，死者的邻居老头说过这个女孩的一个叔叔二十年前死于凶杀，难道是巧合吗？再根据死者邻居反应的情况，死者的父母似乎早就在防备着什么，他们家肯定和什么人结了仇。
尾声
于是我们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