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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纪委领导决定暂时不动慕绥新，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获取确凿证据上，概括为八个字就是“低调稳妥、重在取证”。的确“10·18”专案组在查办慕绥新案件的过程中，牢牢地把握了“先外后内、先下后上”的办案思路，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智斗，更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慕绥新表面上不惊不慌，抱着三张显赫的金牌： 政绩市长、人民满意的好市长、联合国人居奖获得者，以逸代劳。
专案组则不动声色，预备关起门打狗，只是现在火候没到，还没有到揭开锅的时候。其实，专案组也悄悄地出了三张牌，为的使“慕马案件”达到“由外向内、剥茧抽丝、层层推进”的理想效果。
2000年11月16日，当中纪委领导刘丽英代表中纪委找慕绥新谈话时，慕绥新按捺不住了：“刘书记，组织不信任，马向东诬告陷害，现在我被免职了，正好你们中纪委来了，给我个说法吧！”
刘丽英气得拍了桌子：“好！好！你要什么说法，将来组织会给你个说法的。”
中纪委专案组仿佛看到深水里这条“愤怒的大鳄鱼”摆好了决斗的架势，随时可能蹿上岸来咬人。但是他们知道现在还没到抓这条大鳄鱼的时候，要抓获这条鳄鱼，必须寻找他的弱点，这得从他的前妻贾桂娥身上突破。于是专案组果断决定： 立即给贾桂娥立案，秘密传唤贾桂娥，并搜查其居所。
“慕老大”的幽灵在沈城上空游荡（1）
假如有人问： 在沈阳，哪届政府使沈阳面貌变化最大？没准儿，老百姓会异口同声地回答： 慕绥新。因为慕绥新1997年2月赴任沈阳后，便迅速地挥舞起权力的彩笔左涂右抹一番，相继打通了多年困扰人民的市内6条主要干线，建成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大二环，兴建了水上公园的百里林带以及富有沈阳象征意味的市府广场和超前的浑南大市场等，使一直被世界环境组织封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的沈阳变成了一个面容娇媚、容光焕发的现代国际大都市，因此他还代表沈阳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
但是假如有人又问： 沈阳哪届政府使沈阳蒙受腐败的耻辱？人们还会回答： 慕绥新。因为慕绥新在沈阳被解职、两规、逮捕、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过程中揭发问题越来越多，且件件令人触目惊心，事事令人心惊肉跳。
同是一个慕绥新，为什么一褒一贬、一爱一恨，反差如此之大？慕绥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黑衣市长的两面人生》与《沈阳的王宝森》在报纸上发表后，以后许多报纸记者写慕绥新与马向东的时候，尽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但一涉及基本事实以及那些分析，几乎全都是照猫画虎大抄小抄。我之所以没有追究他们抄袭，道理很简单，就是我非常理解他们采访困难。尤其是采访慕、马身边熟悉的人更加困难。我曾多方面伸出触角，结果都“触礁”了。当然，我也非常理解那些不愿意向我提供材料的人，因为这个案件轰动之大，影响之广，牵扯官员之多古今罕见。而调查组按纪律能提供的都提供了，现在我叫他们说，说什么？怎么说呢？说多了，扯耳腮动，得罪一大片人，说少了呢？慕马案件惊天动地，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以至我那跨世纪马拉松般的采访，断断续续用了近3年时间才完成。
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我不时地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其实困惑的不是他们说多，说少，而是事实求是地讲真话。
大概越是难采访，越激发了我的探求，激发了我要写这本书的思考。
慕马大案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可以说，这个新闻已经被翻过来倒过去不知被炒多少遍了，那些能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新闻，已经被渲染得淋漓尽致，甚至连电视连续剧《大江东去》也播出过了，我再去写一本书，尽管掌握的都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尽管所有问题都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尽管本书第一次展示高官的腐败？也肯定是费力不讨好。
为什么许多高官万般荣耀什么都不缺，还经受不住市场经济考验，变得如此贪婪？为什么许多的封疆大吏，都是边有政绩边搞腐败，都成为两面人、或者多面人？这些现象能不能杜绝？怎么杜绝？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和作家，我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抢个头条新闻，把这些蛀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告诉人们他们的危害；也不仅仅因为西方媒体，总是抱着轻蔑的态度、猎奇的心态、幸灾乐祸的情绪来描绘中国高官的腐败，什么“石榴裙下育高官，高官都养
忏悔中的慕绥新二奶、小姘”、什么“中国高官都是从基层爬上来的，贪是因为穷，穷则思变”等等。
今天我们来解剖慕绥新大案，分析他的犯罪根源，应该是客观、辩证、实事求是的，这样才能使党员干部感悟到一种不可重复的教训，我将自始至终努力本着这个严肃的态度。我曾向慕马大案专案组组长保证： 不猎奇、不推理、不讲空洞的大道理。努力使它成为一本让党员干部看了是真实可信的教材；让纪检干部看了是办案的教科书；让老百姓对社会充满希望。我愿意为此付出超常的劳动。
我也将本着这个指导思想完成我的写作。
唐代大诗人杜甫老先生在《佳人》五言诗中，曾有这样两句话“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其意是美丽的佳人如果想固守贞洁，必须呆在深山幽谷之中，但在现代社会那是不可能的空想。
“慕老大”的幽灵在沈城上空游荡（2）
慕绥新出生于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老八路。他于1943年10月7日出生在陕西绥德县吴堡镇。俗语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慕绥新就是俊眉俊眼的绥德汉，父母为他起名慕绥新，一语双关，企盼他的到来给家里带来新气象，给国家带来新气象。
果然，慕绥新不负父母希望，他这个吃延河水长大的红小鬼，跟着父母随军来到东北。他是家里老大，父亲在外边忙碌，他既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又要照顾好弟弟和两个妹妹。
1952年9岁时他跟妹妹一起在四平念小学，1954年转到长春八一小学，1958年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吉林师大附中学习。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他从小就爱听父亲讲革命故事，听母亲讲做人的道理，养成了为人仗义、耿直、诚实的品质，在周围的小伙伴中很有威信，身后总有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他上小学住校后，已经非常独立。他学习刻苦，总爱争第一，还是市合唱团的指挥。他很爱干净，不管衣服打了多少补丁，也必须洗得刷白，每天晚上都必须把衣服叠好放到枕头底下，才肯睡觉。他从来不甘寂寞，喜欢火热的生活，由于一直是班干部，从小就有成就感，有领袖欲。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还经历了父亲去世、家境窘困、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举家迁移的重大家庭变故。从那时起，他不仅得体谅母亲的苦衷，还必须担当起“长兄为父”的重任。即使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他仍然和弟弟、妹妹保持着热线联系，把自己学过的书寄给弟弟妹妹；把自己放假挣的零花钱寄给母亲贴补家用。196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最高最热的学府——清华大学电机制造系，并于1970年毕业。
1970年3月16日，慕绥新与16位清华骄子没有按部就班地去当科学家、专家、工程师，而被“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从虚幻飘舞的云端卷跌到塞北冰冷坚硬的现实，他们被分配到鞍山三冶公司当最普通的工人。尽管他们是高喊着革命的口号来的，是为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来的，他还是为此困惑、迷茫： 难道他学习的知识都没有用了吗？难道知识分子真是皮毛，不贴在工人阶级的身上，真的一事无成吗？他的大脑里仍时不时地蹦出那充满豪情壮志的字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他的耳边仍回响着那舍我其谁的主人翁声音“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斗争哲学的种子、主人公意识以及胸怀天下的强烈责任感都深深地埋在他的头脑中。面对着这残酷的现实，他别无选择，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只能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而用三冶现在干部和群众的话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三冶“打着灯笼”也得不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