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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时间、接头暗号和备用暗号。你都要记清楚。你推一要随身携带的就是一本一次
使用的密码本。好吧，就这些。”
彼得罗夫斯基坐在那里听着，频频点头。“我已经对总书记同志说了，决不会
失败的，”他说，“一定完成，按照要求和准时地完成。如果各个部分都到齐了，
一定能成功。”
菲尔比站起来。“好，那我就送你回莫斯科。在你离开之前，就待在那儿。”
菲尔比走过去打内部电话。从角落里突然传来响亮的一声“咕——”彼得罗夫
斯基吓了一跳。他看过去，是一个大笼子，里面有一只漂亮的鸽子，一条腿上打着
夹板，正瞧着他们。菲尔比转过脸，歉意地一笑。
“我管它叫‘盼盼’，”他一边向巴甫洛夫少校拨电话一边说，“去年冬天在
街上拾来的，一个翅膀和一条腿都断了。翅膀治好了，但腿老有毛病。”
彼得罗夫斯基走过去，来到笼子跟前，用指甲挠笼柱，鸽子一拐一拐地走到那
边去了。
门开了，巴甫洛夫进来了，跟平时一样，二句话没说，示意彼得罗夫斯基跟他
走。
“后会有期。祝你走运。”菲尔比说。
帕拉根委员会的成员们坐下来阅读普雷斯顿的报告直到都看完为止。
“看来，”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首先发言，“我们知道了事情是什么、地点、
时间和人物，但还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损失有多大，”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爵士插嘴说，“还没有对损
失做出估计。尽管一个月以来除了一份杜撰的文件以外，还没有什么敏感的东西传
到莫斯科，但我们也得通知各个盟国了。”
“我同意，”安东尼爵士说，“好吧，先生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定一个
调查结束的时间。怎么处理这个人？谁出个主意？布赖恩？”
总局长没有同布赖恩一起来，他代表着五局。他小心地措词。
“我们的观点是，贝伦森、马雷以及白诺蒂是一个小集团。在保安局看来，似
乎这个集团再没有其他人员了。我们认为，贝伦森是个重要人物。这个集团就掌握
他一个人。”
桌子周围的人都同意地点着头。
“那么，你认为怎么办好呢？”安东尼爵士问。
“我们的意见就是把他们都抓起来，把这个小集团连窝端。”哈考特·史密斯
说。
“这里还涉及一名外国大使。”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反对说。
“我想，在这个案件中，比勒陀利亚可能要放弃外交豁免权。”帕特里克。斯
特里克兰爵士说。“皮埃纳尔将军现在一定把这一切都向博塔先生汇报了。但我们
要是跟他提起的话，他们无疑会要回马雷的。”
“是啊，肯定会那样。”安东尼爵士说。“你认为怎样，奈杰尔？”
奈杰尔·欧文爵士一直盯着天花板，好像想什么出了神。这句问话好像唤醒了
他。“我在考虑，”他小声地说，“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怎么办呢？”
“审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说，“我们可以开始估计损失和把整个集
团的情况通报盟国。这样，就会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对，这样是不错，”奈杰尔爵士说，“但以后又怎么办呢？”
他朝着三个部和内阁的大臣们说：“我认为有四种选择。我们可以把贝伦森抓
起来，以违反保密法对他起诉。我们逮捕他，就得这样做。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法
庭上能站得住脚的诉状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有证据驳倒一流的
辩护律师吗？姑且置其他事情于不顾，光一个正式逮捕和起诉就会引起一场大丑闻，
这肯定会给政府抹黑。”内阁大臣马丁。弗兰纳里领会了其中的意思。他与室内其
他人不一样，他知道在夏季要进行快速选举的计划，因为首相已经向他透露了天机。
他是旧学校出来的人，当了一辈子文官，已是四朝元老了。前三届政府中，有两届
工党政府。像对前三届政府一样，也竭尽全力效忠于现政府。他也会以同样的忠诚
忠于任何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新政府。他紧闭了一下嘴唇。
“其次，”奈杰尔爵士接着说，“我们可以把贝伦森和马雷放在那里不动，设
法把一些篡改过的文件供给贝伦森，传到莫斯科。但这个办法实行不了多久。贝伦
森的地位太高了，而且知道的事太多，那是骗不了他的。”
佩里·琼斯爵士点了点头。他知道，在这方面，奈杰尔是对的。
“或者，我们可以逮捕贝伦森，使用免予起诉的办法让他在估计损失中密切合
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不愿意对叛徒豁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告诉你的是
事实还是在愚弄你，比如像布兰特那样。最后总是以一个更大的丑闻而告终。”
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表示同意，但他厌烦地蹙起眉头。他的部里有一些王室
的法官，但他讨厌豁免案。他们也都知道，首相也是有同感的。
秘密情报局局长奈杰尔爵士爽直地说：“这就剩下拘留的问题了，不进行审判
和严格审讯。可能我的思想太旧，但我从来不相信那一套。他可能承认泄露了50份
文件，但我们每个人到死恐怕也不会知道，他是不是还有50份。”
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都是不好对付的家伙，”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附和说，“但是，如果没
有其他办法的话，看来还得采纳布赖思的建议。”
“或许还有一种情况，”奈杰尔爵士彬彬有礼地说，“大家知道，贝伦森搜集
情报很可能是受骗上当。”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什么是受骗上当而搜集情报，但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
尔斯爵士和内阁的马丁·弗兰纳里爵士却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奈杰尔爵士解释道：“这种情况包括：一些人假装为某个国家工作，而受骗者
是同情那个国家的，便为他们搜集情报，而实际上，是在为另一个国家效劳。以色
列情报局就善于搞这一手。以色列人培养了许多特务，他们可以公开地在任何国家
活动，他们利用蒙蔽的方法安插了许多‘钉子’。
“比如说，在中东工作的一名忠厚的德国人，他在柏林休假时，与两名德国同
胞邂逅，他们拿出无懈可击的证件，证明他俩是西德的情报部队的人。他们编排出
一套天花乱坠的故事让他相信，在伊拉克跟他在同一个工程中一起工作的法国人正
在输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禁止的专利技术秘密，以便得到更多的订货。这个老实的
德国人会不会不断地把工程进展情况向他们反映呢？作为一名忠厚的德国人，他会
的。就这样，一直干了几年，但事实上却在为耶路撒冷效劳。这种事屡见不鲜。”
“众所周知，这是合情合理的。”奈杰尔爵士紧接着说。“我们大家都看过贝
伦森的档案，都看腻了。就我们现在所知，其原因就是受蒙蔽。”
大家一边回想着贝伦森档案的内容，一边点着头。他大学一毕业就在外交部供
职，一帆风顺，出国三次。在外交使团中虽不是飞黄腾达，但也是稳步上升的。
60年代中期，他与菲欧娜·戈兰女士结了婚，不久就携夫人到比勒陀利亚任职。
可能就是在那里，由于受了南非那种传统的、然而也是有限的激进情绪的熏染，对
南非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羡慕。由于英国政府是工党当政，罗得西亚处于暴乱之中，
他那种对比勒陀利亚日渐强烈的羡慕情绪都没有得以收敛。
1969年回到英国后，他得到消息说，他的下一个任职可能是一个别人不愿意去
的地方，比如玻利维亚。可能完全是由于菲欧娜女士的原因（会议桌周围的人只能
猜测），她正想在比勒陀利亚过舒心悠闲的生活，一考虑到要被派往安第斯山的半
山腰住上三年，丢下自己心爱的马和社交生活，便决定驻足不前。且不管是什么原
因，总之，乔治·贝伦森明知道在走下坡路，还是申请调到国防部。由于可以依靠
妻子的财产，他宁愿如此。由于摆脱了外交部的束缚，他成了一些南非亲善社团的
成员。这些社团大都是右翼政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