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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个鳏夫，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儿子叫简。这家
人家真惨啊，他儿子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劳伦斯。马雷在去开普敦看儿子
的路上，突然死了。惨啊！”
“说说遗产好吗？”普雷斯顿要求说。
“全都归儿子，”本森简单地说，“农场、房子、设备、屋内财产。哦，还有
一个异乎寻常的关于钱的遗嘱，把钱分给当地的农场工人、工头等等。”
“在私人关系上有什么遗嘱吗？任何涉及个人往来的？”普雷斯顿追问道。
“嗯……这儿有：”将我的象牙象棋送给我的老朋友朱普。范。兰斯伯格，以
纪念我们在农场里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夜晚。‘就这些。“
“老人死后，他儿子回家来过吗？”普雷斯顿问。
“应该回来过。老马雷是死在去看儿子的路上。那时是很远的路程，还没有航
班，必须坐火车去。”
“农场和其他财产的拍卖，你经手没有，本森先生？”
“拍卖商经手的，就在农场外面，卖给了范。吉尔。他全买去了。现在所有的
土地都归伯蒂。范，吉尔所有。但我在场，担任遗嘱主持人。”
“还有没卖掉的私人纪念品吗？”普雷斯顿问。
老人皱起了眉头。“没有什么，都没了。啊，我记得有一个相簿，役有什么商
业价值，我想我是把它给了范。兰斯伯格先生。”
“他是干什么的？”
“小学校长，”小本森插嘴说，“他教过我，一直到我上中学。在新小学校建
立之前，他一直管农场小学。后来，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
“他还活着吗？”
“没了，10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说，“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但他有个女儿，”小本森提醒说，“叫西丝。中学时她和我在一起，可能和
我同岁。”
“你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多年前她结婚了，嫁给了外面特赞宁路上的一个锯木场场主。”
“最后一个问题，”普雷斯顿朝着老人说，“你为什么卖掉那些财产呢？他儿
子不想要吗？”
“他不要。”老人说。“他那时住进了温伯格部队医院，给我打了个电报。我
从军事当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们也担保了他的身份。他在电报中让我把所有的财
产都卖掉，把钱电汇给他。”
“他没回来参加葬礼吗？”
“没有时间。在南非这里，一月份是夏天，那时还没有陈尸设备，尸体必须很
快埋掉，不能停放。说实在的，我想他根本没有回来过。也可以理解，父亲不在了，
回来也没什么可折腾的。”
“劳伦斯。马雷葬在哪儿？”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说，“完了吗？我该去吃午饭了。”
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个地方，岭东与岭西的气候完全不同。岭西穆赛基的年降
雨量为20英寸。而在岭东，大片大片的浓云从印度洋飘来，越过莫三比克和克鲁格
猎场，撞到岭上，使东坡的年降雨量达80英寸。在这边，一片兰按树林，工业也随
之因林木而为加工业。维尔扬和普雷斯顿沿着特赞宁路开了6 英里，找到了杜。普
莱希斯先生的锯木场。给他们开门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学校长的女儿。她长着苹
果似的脸，大约50岁，手和围裙上沾着面粉，正忙着烤面包。
她专心地听他们讲，然后摇了摇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到农场去，他和农场
主马雷下象棋，”她说，“那大约是在1944年和1945年。我记得象牙象棋，但不记
得什么相簿。”
“你父亲去世时，你没继承他什么遗物吗？”普雷斯顿问。
“没有。你瞧，我母亲1955年去世，爸爸成了鳏夫。我照顾他，一直到1958年
结婚，那年我23岁。打那以后，他不能自理，他的屋里老是乱七八糟的。我尽量常
去给他做饭和收拾屋子。但自从有了孩子后，就顾不上了。
“后来，1960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妇，住在彼得斯堡。她来和我
父亲住在一起，照顾他，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时，我让他把一切都给了姑姑
——房子、家具等等。”
“你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普雷斯顿问。
“啊，她还住在那儿。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因姆波旅馆后面的一栋普普通通
的平房里。”
她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她姑姑，温特太太，正在家中，一位开朗大方、像麻雀
一样欢快的老太婆，头发是染过的。听他们讲完后，她便走到柜橱前，抽出一只扁
盒子。
“可怜的朱普过去总爱玩这个。”她说。她拿的是象牙象棋。“你们要的是这
个吗？”
“不想要这个，想要相簿。”普雷斯顿说。
她显得疑惑不解的样子。“在上面阁楼里确实有一盒子旧东西，”她说，“他
死了以后一直扔在那儿。都是些纸和他当校长时的一些东西。”
维尔扬爬上阁楼，将它拿了下来。在一堆变黄了的学校报告书的下面，是马雷
家的相簿。普雷斯顿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全都有：1920年赢弱而美丽的新
娘，1930年的羞答答微笑的母亲，男孩骑着自己的第一匹小马，眯着双眼，父亲嘴
上咬着烟斗站在旁边，竭力表现出不为孩子显得太骄傲的样子，前面草地上是一排
兔子。末尾一张是黑白照片，一个17岁的漂亮小伙子，身着法兰绒板球衣，正走向
三柱门准备投球。上面的说明写道：“简。马伦斯基中学板球队队长，1943年”。
这是最后一张照片。
“我可以拿走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可以。”温特太太说。
“你哥哥跟你谈起过马雷先生的事吗？”
“有时提起，”她说，“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说过他怎么死的吗？”
她蹙了蹙眉。“在律师事务所，他们没告诉你吗？咳，老马雷一定是发昏了，
那是一场车祸，车撞了人又逃走了，朱普说过。好像是老马雷停下来修理扎坏的车
胎，一辆过路的卡车撞了他。那时以为是一个喝醉了的卡菲尔人，咳，别提了！”
她将手捂上嘴，不好意思地看着维尔扬。“我真不该讲这么多话。可是，不管怎么
说，他们总也没有找到是谁开的卡车。”
在回来下山的路上，他们经过墓地。普雷斯顿让维尔扬停车。这是一片安宁僻
静的去处，高高地俯瞰城镇，周围是一圈松树和冷衫，中间是一棵老树，树干已经
干裂，附近长着一圈一品红。他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块盖满苔藓的石碑，擦去苔藓
后，普雷斯顿看到凿刻的墓铭志：“劳伦斯。马雷，1879——1946，妻玛丽，子简，
上帝永在，安息吧！”
普雷斯顿跨到旁边，掠了一把盛开的一品红，放到石碑前。维尔扬不解地看着
他。
“我想，是在比勒陀利亚了。”普雷斯顿说。
当他们离开穆赛基开向上山的路时，普雷斯顿回首看峡谷的对面，在魔鬼沟的
那边，浓密的乌云越聚越厚。他看到，乌云聚集到一起，暴雨向小小的城镇倾注下
去。对那里的不明死亡案，这位坐在车中返回的英国人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然后，
他把头仰起，睡着了。
那天晚上，哈罗德。菲尔比被人陪着从宾馆来到总书记的客厅。这位苏联领导
人正在那里等他。菲尔比将几份文件放到这位老头子的面前。
总书记看了一遍，把文件放下。“参与者并不多。”他说。
“请允许我做两点解释，总书记同志。第一；因为这个‘曙光计划’极端保密，
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
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二，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
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
总书记慢慢地点着头。“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用这几个人？”
“整个行动的关键，”菲尔比继续说，“是执行官，一位以英国人的身份到英
国居住几周的人，他将最后实现‘曙光计划’。
“要用十二个信使，或叫‘骡子’，给他运送所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