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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普雷斯顿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室里，听着侦察哨的汇报。汇报
人是莱恩。斯图尔特，A 监视组的组长。
“我派进去两个人，”他说，“外面街上还有两个，再加上我的车。”
“他在里面干什么呢？”普雷斯顿问。
“看不见，”斯图尔特对着无线电说，“得等一会儿里面的人趁空告诉我。”
实际上，贝伦森先生坐在一个座位里，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填写从文件箱中
拿出的一份《每日电讯报》上的文字游戏。他根本不去注意挤在角落里的两个穿着
牛仔裤的大学生。
30分钟后，他叫来服务员算账。他走到付款处，交了钱便走了。
“他回到了街上，”莱恩。斯图尔特叫道，“我的两个人待在里面。他来到闹
市，在找出租车。我看到里面的人了，他们正在付款。”
“你问问他们在里面干什么了。”普雷斯顿说。他想，整个事情有点奇怪。这
也许是一个特殊的冰淇淋店。但是，从国防部到贝尔格莱维亚的一路上，美以费尔
和西区都有冰淇淋店，为什么‘非要跑到大老远的里金特公园北边的圣约翰教堂这
一带来吃一份冰淇淋呢？
又传来了斯图尔特的声音。“来了一辆出租车，他在叫汽车，等一下，里面的
人来了。”
稍稍停了一会儿，他们在说话，然后说：“好像他吃完了冰淇淋，也填完了《
每日电讯报》上的填字游戏，然后，付了款就走了。”
“报纸在哪儿？”普雷斯顿问。
“他填完就留在那儿了……等一下……然后，店主就走过来收拾桌子，把脏碗
和报纸都收拾到厨房去了……他上了汽车开走了。我们干什么……还守着他吗？”
普雷斯顿的思绪翻腾不已。哈里。伯金肖和B 组一直监视理查德。彼得斯爵士，
刚刚休息几天。他们风里、雨里、雾里待了几周。现在只有一个组在执勤，如果撤
了这个组而丢了贝伦森，让他到别的地方去接头，那么，哈考特。史密斯更得给他
小鞋穿了，他当机立断。
“莱恩，腾出一个车，跟上出租车。我知道，如果他徒步溜走就不够用了，但
没办法，把你的其他人都调到冰淇淋店来。”
“好的。”莱恩。斯图尔特说。然后，无线电里没声音了。
普雷斯顿很走运。出租车一直开到西区贝伦森先生的俱乐部，他下了车便走进
去了。但是，普雷斯顿想，他也可能在那里与什么人接头。
莱恩。斯图尔特进到冰淇淋店，坐下来喝咖啡，看（旗帜报），一直到关门的
时候。什么事也没发生。关门时，人家让他离开，他便走了。在街上的四人小组看
着店员们下班走了，店主关了门，熄了灯。
普雷斯顿从科克大街安排对这个冰淇淋店实行电话监听并查找店主身份。原来
他叫西格诺。白诺蒂，正式移民，来自那不勒斯，已经在这里居住了20年，从不惹
是生非。半夜时，冰淇淋店和西格诺。白诺蒂在瑞士屋的家中都被安上了电话监听。
但什么收获也没有。
普雷斯顿在科克大街熬了一夜，一点觉也没睡。斯图尔特的监视是从晚上8 点
开始的。他们对冰淇淋店和白诺蒂家监视了一夜。
星期五早上9 点钟，白诺蒂走回店中，10点钟开始营业。莱恩。斯图尔特和日
班小组又开始监视起来。11点时，斯图尔特呼叫了。
“门前来了一辆送货车，”他告诉普雷斯顿说，“车上的人好像在装大桶的冰
淇淋，好像他们实行送货上门服务。”
普雷斯顿冲了第20杯咖啡，由于缺觉，他的头有些昏沉沉的。
“我知道了，”他说，“电话簿里有这个广告。派两个人和一辆车跟上送货车，
把每个收货人都记下来。”
“这里加上我只有两个人、一辆车，”斯图尔特，“人太少了。”
“查尔斯大街要开个碰头会，我设法再搞来一个组。”普雷斯顿说。
冰淇淋送货车上午送了12家，都是在圣约翰教堂和瑞士屋一带，最南边的两家
在玛丽勒勃恩，有的是住宅楼。虽然侦察哨在这些地方出现会引起怀疑，但他们还
是设法记下了地址。然后，送货车就回店了。下午没有送货。
“你回家前能把地址表留在科克大街吗？”普雷斯顿问斯图尔特。
当晚，电话监听报告说，贝伦森在家时收到四个电话，包括一个打错了号的电
话。他没有往外打电话。全都录在磁带上了。普雷斯顿想听听磁带，监听人员说里
面什么令人怀疑的话也没有。但他想，最好还是听一听。
星期六上午，是普雷斯顿有生以来最忙的时候。技术处的人帮他安了一个录音
机，他以各种借口，拜访了每一户收到冰淇淋的顾客，如果是妇女出来开门，他便
问能否跟她丈夫说两句话。因为是星期六，除了一户之外，他都录了音。
有一个声音似乎有点耳熟。是谁呢？有点口吃？他以前在哪儿听到过呢？他又
对了一下每家的主人，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在科克大街附近的餐馆闷闷地吃了点午饭。在喝咖啡时，他想起来了。他急
忙回到科克大楼，又把录音带放了一遍。很可能。不是结论，但很可能。
在苏格兰场辩证科学部的广泛设施中有一个声音分析科，罪犯在监听录音面前
否认是他自己的声音时，便由这个科来验证。英国保安局没有辩证科学设备，这类
事情，只有依靠苏格兰场，并且要靠特勤处来安排。
普雷斯顿给警察兰德打了个电话，在家中找到了他。在兰德的帮助下，优先安
排他在星期六的下午到苏格兰场声音分析科去见面。只找到一个技术员，正在看足
球赛，不愿意来工作。但到底还是来了。他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戴着水晶眼镜。
他把普雷斯顿的录音带放了五六遍，观察波形显示屏上那上上下下起伏的亮线，记
录声音中那些细微的音调音质的差别。
“同一声音，”他最后说，“没问题。”
星期天，普雷斯顿靠外交使团名单识别出了那个声音的本人。他还拜访了一位
在伦敦大学理科系的朋友，跟他磨了一天，问了好多问题。最后，给伯纳德。亨明
斯打了个电话。
“我认为，有些问题应该向帕拉根委员会汇报，爵士，”他说，“最好是明天
上午。”
帕拉根委员会上午11点碰头，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叫普雷斯顿汇报。尽管伯纳
德。亨明斯爵士表情严肃，但会上总有一种盼望的情绪。
普雷斯顿把发出阿森松岛文件以后两天来的情况尽量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遍。
讲到贝伦森先生星期三晚上从公用电话间打出了奇怪而又简短的电话时，会场里发
出一片感兴趣的骚动声。
“你们给那个电话录音了吗？”佩里。琼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我们到不了跟前；”普雷斯顿回答。
“那你认为他打电话干什么呢？”
“我认为，贝伦森先生是通知他的上司在哪儿接头，可能是用代号来表示时间
和地点。”
“对此你有什么证据吗？”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
普雷斯顿继续讲述他去冰淇淋店、《每日电讯报》的遗弃以及被店主亲自收走
的情况。
“你们设法找到那张报纸没有？”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没有，爵士。搜查冰淇淋店就会导致白诺蒂先生被捕。但是，如果报纸里有
什么东西的话；而贝伦森也可以狡辩说他犯了疏忽大意的错误。”
“这么说，你认为到冰淇淋店是去接头吗？”安东尼。普鲁姆问。
“我敢肯定。”普雷斯顿说。他继续讲第二天把冰淇淋送到12个顾客家的情况，
他如何录了11家的嗓音样带，以及贝伦森在当晚接到错电话的事。
“当晚打了电话，说是打错了号码，道了歉并挂了电话的嗓音，正是收到冰淇
淋的一个顾客的嗓音。”
桌子周围一片沉默。
“会不会是巧合呢？”休伯特。维利尔斯不无怀疑地问。“在这个城市里打错
电话的真是太多了。我也总是接到错电话。”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查了一下，他能用电脑。”普雷斯顿平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