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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抗争的方式，那可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几乎调动了西宁教师的所有才智，后来有人说，西宁帮选择辞职方式进行胁迫，是出于一时之怒，轻率之极，尽显其幼稚。殊不知此时的西宁帮与罢饭时时期的雏形不可同日而语，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比以前成熟，而愈加富有经验。持此一端的人不晓得抗争方式经过多次筛选和筹划的过程，因而不足为怪。也有的论之为胡搅蛮缠惯用伎俩的发挥极致。这种说法根本不值得一驳。这种人恐怕连作梦都没有想到西宁帮所深恶痛绝的也正是胡搅蛮缠，也并不欣赏这种市井小儿之所为。就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也就更加热衷于计谋筹划，更加宗尚理智延伸出来的魄力。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某些决策人物对西宁帮的素质的估测时而偏高，时而偏低。估测的不确当，必然引致施策的失误，于是总免不了失之交臂，作茧自缚的结局。
抗争方式的选择颇费脑筋，过则失利，不及则无关痛痒。既要把握好时机，又要行之有效，这对西宁帮而言，无疑有些超负荷了。另外，西宁帮尽管名声在外，但摄于政治性压力，也唯恐染有〃 小集团〃 之嫌，这恐怕也是观念陈旧，自我意识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吧。既要抗争，又要避嫌，这就决定着抗争方式的选择难循常规，必出奇兵。
一种方式是集体请愿，索兴直接面谒县府官员，办陈境遇，以求青天之佑。但肯定会栽在〃 调余济缺〃 的口实之下，更何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官官相护，一致排外也不是不可能的。
一种方式是罢课抗议，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走此极端，不说理由尚欠充足，就是西宁帮中也没有几个真的有此胆量。
一种方式是要下都下，全集中于申中公社，整体迁移，另辟一片天地，再作图谋。但这一招却失之于天真了。人事调配权握在人家手里，你一动，正中其下怀，趁机拆散调配，东南西北，天各一方，分而处之，还怕你能掀起什么大浪？到那时，只有自己吞下苦果，后悔莫及了。
一种方式是求助于新闻媒介，大造舆论，求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声援。但国家之大，如此区区小事，一定能使人正目以视吗？况且即便舆论掀起，恐怕也是县官不如现管，鞭长莫及，更不说必会拖延时日，效果如何，难说！这一招的确有些软弱，秀才造反，纸上谈兵。
欲进无策，欲退无路，干脆辞职回家，另谋生计，自然也就成为彼时彼地唯一的善策。
客观地看，西宁帮决定集体辞职的初衷，并不含有胁迫之意。
辞职，意味着失业，意味着穷途末路。这，西宁帮考虑到了。辞职，伴随而来的是压力：拮据、羞辱和焦虑，这，西宁帮也考虑到了。但除此之外，又有何途呢？下公社意味着被永久性地打入冷宫，调动之门也就彻底封死了。与其人不人，鬼不鬼地受煎熬，真不如回家卖凉面，营业执照的旁边高悬毕业证，乐得逍遥自在，且不说将来的形势的发展，谁也说不清。
西宁帮拍板定夺，但欲求全体辞职，的确是强人所难了。因此，在有明确表示不参与或不便参与的情形下，没有掺杂任何程度上的逼迫成份，包括被刺中者在内一共有六位西宁教师书具了辞职书，并且为避〃 小集团〃 之嫌，辞职理由各不相同，三月一日下午先后递交到校长手中。
辞职事件遂告开端。
辞职的人坚信这是理智之举，那自然也就有理智的延续，这又一次证明了西宁帮绝非那种只逞一时之勇的草莽之辈。
西宁帮开始预测可能的结果并拟定相应的对策。
一种可能，也是可能性最大的是，教育局实行惯用的拖延战术，这往往是对会棘手问题的最佳对策。辞职肯定超越了决策人物的想象力，往往对其后果的考虑远比辞职者要周祥得许多。不理不睬，不置可否，一拖再拖，直至耗尽其锐气，拖得你也自觉无趣时，避其锋而攻其弱，分而击之，一举奏效。西宁帮的对策：不断地制造紧迫感，穷追不舍，非让其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直至明确表态为止。
另一种可能，也是比较少的一种可能性，毅然批准，任尔为之。但教师辞职在当时终属少见，其影响、后果恐怕不是一个小小的教育局长所能担负得了的。假如真是如此，西宁帮准备大动干戈，全力以赴，集体回西宁摆摊，名则维持生计，实则以身示警，断其人源，大造舆论，恶其名声。真是如此，恐怕很难善罢甘休了。
还有一种可能，因其可能性甚微，以至尚示列入。这就是教育局权衡利弊，明辨是非，查究缘由，宝剑收归。既然没有列入可能性之中，自然也就没有拟定出相应的对策，及至这一甚微的可能突然之间成为现实时，西宁帮反倒没了主意，束手无策了。可见西宁帮根本不足以对其重兵压境，只需略施小计，只要明智之士多一些，明智之举多一些。
若真是如此，必然会有人攻之为软弱，后患无穷；也有人归之为无能，助长不利因素；更有人会论之为荒唐，受人摆布，威风顿失。但也许有人会拍案叫绝，以退为进，以大局为重，还有比此更为明智的吗？假如〃 也许〃 的人多一些，位置高一些，那么没有必要的对抗也许就会少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也许就会轻一些了吗？更也许被耽误的子弟不也就少多了吗？
姑且不论西宁帮的是与非，对抗的对象应该是谁，单就这种群体意识而论，假如能化干戈为玉帛，斗转星移，将其疏引到正常的教学工作上，利用其一损俱损的互相牵制因素，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那将如何呢？至少会如何呢？
身置局外去辨析是非，说几句不用负责任的风凉话，谁不会呢？但若身置局内，能够静思反省，及时更改无效的行政措施，那可就非同儿戏了。
辞职书转呈到教育局后，曾出现过什么样的情形，就算是不曾身临其境，倒也不难想象。但西宁帮绝非料到教育局的反应之快，尽快平息事端的决心之大，的确是一种有魄力的果断之举，也许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教育局的决策人物清楚地意识到，把一切过失统统归于西宁教师的不安心工作，恐怕有失公允。因而某些生硬、粗暴的行政措施没有把握好分寸，成为显而易见的失策之举，那么由此推之，西宁帮的辞职就不能简单地冠之以胡搅蛮缠的大帽子而继续施之以更强硬的对策。明摆着是，硬度也需要审时度势，否则就如同闭着眼睛捉麻雀的蠢行。好在教育局的周旋余地很宽，还不至于成为西宁帮直接对抗的对象。因此，以和事佬的面目出现，予以调解，平息事端，稳定人心，再图良策就是行之必然的了。
为了不使冲突双方因得势或失势而节外生枝，再生变故，教育局先采取折衷的办法，收回调申中公社成命，改调二中（距一中不远）工作，设法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然后会晤辞职教师，以尽安抚之意。
有一点即使是当事人也深感惊奇，这次晤谈，无形之中成为一次双方善意的勾通。彼此互诉，言语直率。这并不是双方过去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在此之前双方多是事务性的接触，见面只言片语，互相了解不多，多的只是耳闻。但这次因辞职事件而坐到了一起，难道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
教育局一方谈到本地师资缺额严重，而补充渠道单一，且时断时续，根本不能保证。在这种局面下，大批放调西宁教师显然不现实。唯一出路就是在补充条件有所改善时，开始施行调动循环制。初步打算每一循环周期为五年，只要年限够了，想走者教育局尽量满足，决不设卡刁难，何必强留呢？一者解决了你们的实际困难，一者相对稳定了教师人心，不也是两全其美吗？在循环周期内，我们有责任为你们创造安心工作的工作环境。一中有些做法是有过头现象，是失当的。但何必走此极端呢？有意见可以到局里反映吗，领导也会有失误的地方，人无完人，何必大动干戈？
西宁教师率直而言：辞职非我等本愿，确是迫于情势。一中领导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一好全好，一坏全坏。这种主观片面的工作方法挫伤了我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我们何尝不想把工作干好，又怎能有意识误人子弟？我们之中不也有为人父母的人吗？谁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