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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的晚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走出旅馆，消失了。我们说，这是第一幕。
“第二幕是从杰普侦探长把我召到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开始的，在那儿的一个套间里有一只放毛皮的箱子，而在这个毛皮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走进房间，来到箱子跟前——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破旧的带扣鞋！”
“那又怎么样呢？”
“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这是一只破旧的鞋——一只穿了很久的鞋。但您瞧，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来到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就是在那天晚上啊——也就是莫利遇害的同一天。上午鞋子还是新的——到了晚上却成了旧鞋子了。您明白的，人不可能一天之内就穿坏一双鞋。”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兴致索然地说：“我想，她可能有两双鞋吧？”
“啊，可并非如此。因为我和杰普侦探长曾经去过她在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的房间，检查过她所有的东西——而那里并没有带扣的鞋。是的，她可能有一双旧鞋。累了一天之后她可能会换上它，晚上出去，是不是？但如果是这样，另一双鞋就应该在旅馆里。这很奇怪，您承认吗？”
布伦特微微一笑。他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
“是啊，没什么要紧。一点也不要紧。但人们总是不喜欢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我站在毛皮箱旁，看着那鞋——鞋扣是最近才用手工缝上去的。我得承认当时我有过一瞬间的怀疑——怀疑我自己。是的，我对自己说，‘赫克尔波洛，也许今天上午你是有点晕了头了。你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甚至连旧鞋子在你眼里都成了新的！’”
“也许这就是原因？”
“但是，不，这不是的。我的眼睛没有骗我！接下来，我仔细查看了这具女尸，得到的结果很难让我满意。为什么要故意胡乱地毁了这张脸，使得它无法辨认呢？”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不耐烦地动了动，他说：“我们非得从头讲一遍吗？我们都知道——”
赫克尔波洛坚决地说：“这很有必要。我必须从头到尾给您讲清楚最终使我发现真相的全过程。当时我对自己说，‘这儿有点不对头。面前是一个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衣服——也许，鞋除外？——的死女人——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也放在一起——但为什么脸无法辨认？也许，是不是因为这张脸本来就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呢？’于是我马上联想到我听说的另一个女人——也就是这个套间的主人——的模样，我问自己——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另外的女人死了躺在这儿呢？后来我去看了这另一个女人的卧室。我试图在心里描绘出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来。从表面看，她跟另一位差别很大。漂亮，衣着华丽，很会化妆。但在本质上，却不无相似之处。头发、体格、年龄——但是，还有一点差别。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而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穿九号丝袜——也就是说她至少得穿六号的鞋子。这样，查普曼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要小。我又回到尸体旁。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而且尸体就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的查普曼夫人的话，那么鞋就会显得太大。我脱了一只下来。可它并不松。穿得很紧。看来这完全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毁容呢？她的身份已经被手提包证实了，本来手提包是很容易处理掉的，但却没有处理掉。
“这很让人费解——非常紊乱，非常复杂。绝望之中，我只好利用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本——只有牙医才能判明死者是谁——或者不是谁。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死了，但鉴别仍然是可能的。您知道那个结果。莫利的后任人在陪审法庭上确认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些焦躁不安，但波洛毫不在意。他继续往下讲。
“这就同时留下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呢？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第一个是很明显的，有她在印度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她朋友们的描述为证。在这种答案里，她被描述为一个热情、虔诚、带点傻气的女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呢？显然是有的。还有一个曾跟有名的外国间谍共进午餐的女人，她曾在大街上与您搭话，还自称是您妻子的好朋友——这种说法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这个女人在一起谋杀案发生之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很可能就在另一个女人也被谋杀的那天晚上去拜访过她，而且这个女人从此失踪了，虽然她肯定意识到英国的警察机关会到处找她。所有这些行为，难道符合她的朋友所提供的她的性格特征吗？看起来它们并不相符。所以，如果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那么个和蔼可亲的好人，那就是说她很可能是个残忍的杀人犯，至少也一定是参与谋杀的帮凶。
“但我还有另一个可资评判的标准——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本人曾跟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谈过话。她给我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她所说的一切，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姿态，都跟人们描述的她的性格特征毫无二致。但是，它们也跟一位聪明的演员在演戏的情形毫无二致。而且，不管怎么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生活是从当演员开始的。
“我还对同伊陵的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那天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病人。他的观点极具说服力，他认为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不过是顺带的，可以说——预期的牺牲者是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说：“噢，又来了——这可有点牵强。”
“是吗，布伦特先生？难道此时不正有好些派别的人都认为把您除掉是极端要紧的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使您不能再发挥影响，不是吗？”
布伦特说：“呃，是的，这倒是真的。但为什么要把莫利之死跟这个联系在一起呢？”
波洛答道：“因为在这个案件里，有点——我该怎么说好呢？——太过于滥杀了——不惜代价——不惜人命。是的，毫不在乎，滥杀无辜——这代表着一桩巨大的罪恶！”
“那么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手术失误而自杀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给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给谋杀的，一个身份未明的女人也是给谋杀的——为什么？是为了一起巨大的利害关系。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想收买莫利或是他的合伙人来干掉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正色道：“荒唐之极！”
“啊，可这真荒唐吗？我们假设有人想要干掉某个人。可是，这人已经预先得到警告，提早作了防备，很难接近。这时要杀死这个人就必须不引起他的怀疑——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牙科手术椅上更能让一个人不起疑心呢？”
“喔，这倒是真的。我一直没象这样考虑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第一次模糊地感到了事情的真相所发出的微弱光芒了。”
“这么说您接受了巴恩斯的理论了？顺便问一句，这位巴恩斯是何许人也？”
“巴恩斯是赖利十二点钟的病人。他是从内政部退休的，住在伊陵。是个没什么特征的小个子。但您说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并没有接受它，我只是吸收了里边的主要精神。”
“您这又是什么意思？”
赫克尔波洛说：“自始至终，从头到尾，我都被人在往歧途上引——有时候是无意的，有时候是蓄意的、带着某种目的的。一直有人提供给我这样的印象，迫使我认为这桩罪恶属于那种可以称为社会性犯罪的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是它所针对的焦点，因为您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个财政的操纵者，您这个保守传统的卫道士！
“但是，每个社会角色也都有他的私人生活。我就错在这儿，我忘记了私人生活。存在着杀死莫利的私人原因——譬如说，来自弗兰克卡特的。
“同样，也存在着谋害您的私人原因——您有一些在您死后将继承钱财的亲戚。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社会形象。
“于是我研究了我所说的‘逼迫性牌张’的精彩实例。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