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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责任——或者是同当罪责。在这次事件里，莫利得一个人负责。”
波洛提出了异议。
“他不能留下几句话，说明他自己做的一切，说明他无法承担后果吗？他就不能留下点那种东西吗？不能给他姐姐留一句话吗？”
“依我看，不能。他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吓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于是就采取了最快的了结办法。”
波洛没有答话。
杰普说：“我了解你，老伙计。每当接触到死人的案子，你都希望它就是谋杀案！我承认这次把你引到这条路上我有责任。我犯了错误，我坦率地承认。”
波洛说：“我仍然认为，也许还可以有另外的解释。”
“我敢说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解释。我也想过——但它们都太荒诞了。让我们假设安伯里奥兹杀死了莫利，回到家里，满心悔恨，于是就用从莫利的手术室偷来的麻醉剂自杀了。如果你以为有这种可能的话，我却认为一点也不可能。我们局里有安伯里奥兹的一份记录。相当有意思。他起初在希腊是个旅馆看门人，后来卷入了政治活动。他在德国和法国干过谍报工作——也因此弄到些小钱。但他并没有能靠这个很快发财，而且据信他曾经有过一两次敲诈的前科。我们的安伯里奥兹先生可不是什么好人哪。他去年到印度去了一趟，据信是把一个土著王公狠狠地敲了一笔。困难的是始终没能找到对付他的证据。他滑得象条鳝鱼！因此，还有另外的可能性。他也许想诈莫利一件什么事。而莫利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良机，给他注射了超量的肾上腺素和普鲁卡因，希望这会被判定为一次不幸的事故——由于肾上腺素的特应性之类的原因。后来，等这家伙走了，莫利突然后悔极了，就走了绝路。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但我怎么也不能把莫利看成个蓄意杀人的凶手。不，我完全确信这就象我开头说的那样——是个名副其实的错误。我们只好就这样把这事搁下了，波洛。我已经跟头儿谈过了，他也觉得很清楚了。”
“我明白了”，波洛叹息说，“我明白了——”
杰普好心地说：“我明白你的感觉，老伙计。但不可能每次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有刺激的凶杀案啊！就谈到这儿吧。我能表示歉意的只有一句老话，‘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他把电话挂了。
赫克尔波洛坐在他那漂亮时髦的书桌前。他喜欢现代家俱。它们宽阔结实的风格比没有棱角的古代式样更合他的脾气。
他面前放着一张方方正正的白纸，上面整齐地写着一些标题和注释。有些地方还画着问号。
首先是：
安伯里奥兹。间谍活动。为此到英国来吗？去年到过印度，在暴乱和骚动时期。可能是共产主义代理人。
下面有一截空白，然后又是一段标题：
弗兰克卡特？莫利对他不满意。最近被解雇了。为什么？
再下来是一个只画有问号的名字：
霍华德雷克斯？
紧接着是一句打着引号的话：
“可这太荒唐了！”？？？
赫克尔波洛的脑子里疑问丛生。窗外有一只鸟衔着细枝在做窝。赫克尔波洛枯坐在那儿，鸡蛋似的头歪在一边，就活象一只鸟。
他又在稍下面一点儿的地方写出一条线索。
巴恩斯先生？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写道：
莫利的办公室？地毯上的痕迹。可能性。
他对最后的一条线索思考了片刻。
然后他站了起来，要来了帽子和手杖，出去了。
四十五分钟以后赫克尔波洛走出了伊陵大道地铁站，再过五分钟他就到了目的地——城堡园路88号。这是一座不大的房子，一侧与邻屋相连而建。门前的花园引得赫克尔波洛为之颔首称羡。
“极好的对称美，”他自言自语地说。
巴恩斯先生在家，波洛被让进了一间精致的小餐室，巴恩斯先生马上就出来了。
巴恩斯先生是个小个子，眼睛老是不停地眨巴，头几乎秃尽了。他从眼镜上缘窥视着来访者，左手捻弄着波洛交给女仆的名片。
他的声音很小，一本正经，就象在用假声说话似的：“呃，呃，波洛先生？我深感荣幸。”
“请您一定原谅我这么随便地前来拜访。”波洛礼仪周到地说。
“这种方式再好不过了”，巴恩斯先生说，“时间也很好。差一刻钟到七点——每年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正好可以在家里找到任何人”，他摆摆手，“请坐，波洛先生。相信我们可以好好地谈一谈。我想，大概是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事吧？”
波洛说：“您猜着了——可您是怎么想到这事上去的呢？”
“我亲爱的先生”，巴恩斯先生道，“我从内政部退休已经有些时间了——但我还不是太迟钝。要是有什么需要掩人耳目的买卖，最好是别让警察来干。否则会打草惊蛇的！”
波洛说：“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会认为这是一桩需要掩人耳目的买卖呢？”
“它不是吗？”对方问，“嗯，就算它不是，在我想来也应该这么办”，他身子前倾，把夹鼻眼镜放在椅臂上轻轻敲着。“我们干秘密工作这行，目标从来不会是小虾小蟹——而是顶上的大家伙——但要抓住他们，你就得小心翼翼，千万别惊动了那些小虾米。”
“在我看来，巴恩斯先生，您知道的东西比我要多。”波洛说。
“我其实是一无所知”，对方回答，“只不过根据事实来个一加一的推理而已。”
“那么这两个一当中的一个是？”
“安伯里奥兹”，巴恩斯先生毫不迟疑地答道，“您忘了在候诊室里我曾经和他面对面坐过一两分钟。他不认识我。我一向不引人注意。有时候这并不坏。但我却认识他——而且我还可以猜得出他到那儿去干什么。”
“干什么？”
巴恩斯先生的眼睛眨得更厉害了。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这种人是很招人厌的。我们很保守，彻头彻尾的保守派。我们牢骚不少，但并不想要推翻我们的民主政府来试试什么新奇的玩意儿。这就使那些整天熬更守夜、加班加点的卑鄙的外国煽动者痛心疾首！一切的麻烦——在他们看来——都归咎于我们国家的金融实力相当强大。现在的欧洲几乎没有别的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要想搞乱英国——真正搞乱它——必须要先把它的财政弄得一团糟——这就是结论！而有一个象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那样的人掌舵，你就不可能把它的财政搞乱。”
巴恩斯先生略作停顿，又接着说：“布伦特先生是那种在个人生活中不会超过自己收入水平花钱度日的人——不管他每年挣两个便士还是几百万都一样。他就是这种人。因此他也就很简截地认为一个国家同样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不搞高价的试验，也不为乌托邦式的社会改良计划耗费巨资。所以——”他停了一下，“——所以有些人就认定布伦特必须滚蛋。”
“喔”，波洛说。
巴恩斯点点头。
“是的”，他说，“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些人里边也有挺不错的人。头发长长的，目光真挚，心里充满了幻想，盼望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其它的就不这么好了，事实上他们很阴险。他们留着胡子，说话带点外国口音，跟小耗子似的偷偷摸摸。另外，还有一帮暴徒恶霸之流。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想法：布伦特必须滚蛋！”
他又前前后后地轻轻翘起椅子来。
“消灭旧秩序！托利党人，保守党人，死硬分子，精于算计的奸商，都是这种主张。也许这些人是对的——我可弄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你得用什么东西来取代旧秩序——一些能起作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听起来满不错的玩意。好了，我们没有必要深谈这个。我们要处理的是具体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抽掉支柱，房子就会倒下来。而布伦特就是保持事物原有形态的一根支柱。”
他把身体前倾过来。
“他们一直在盯着布伦特。这我知道。而且我认为昨天上午他们差点就得手了。也许我错了——但以前他们就尝试过。我是说以前他们就试过这种方法。”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慎重地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一位是具有非凡才干的财政大臣，一位是进步的、高瞻远瞩的制造商，另一位是前程远大颇得民心的年轻政治家。第一个死在手术台上，第二个死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