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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办公室我反而舒了一口气，直到最后唐纳多走到我办公桌前来使我无法不面对他。
“你这种行为就像是大学生中的卖俏者。”
“真是可笑，”我把他挤到一边，“对不起，我得去买一个芭比玩偶。”
他顽皮地用手指捉住我的脖梗，把我拖出边门，就好像我是一只扭动着的小狗。
但是当我们独自呆在回形楼梯井里时，玩笑便结束了。我们没有接吻，我们甚至没有靠拢到一起，事实上，我们在尽可能地站开，就好像阻隔我们的空气突然有了木星大气层的密度，穿也穿不透。
“我正在离开罗谢尔。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
“噢耶稣，麦克。”
“这对孩子们来说将会很糟，的确很糟。”
他拉起衣袖擦了擦眼睛。现在我的眼睛湿润了。
“别为了我这样做。”
“谁说这件事和你有关系？”
我退得更远，这样我的后背已经抵到了粗糙的煤渣砖墙上。
“我告诉过你，我不能。不管你有妻子或是没有。”
一阵奇怪的穿堂风从楼梯井里刮过，时不时发出呜咽之声。
“所以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只是——虚无。”
我痛苦地：“一点用也没有。”
“那么为什么？”
他问，但现在他已转移了目光，毫不相信我的狡辩。
“我不相信那会是可能的。”
“什么不可能？”他轻轻地笑了起来，“快乐？信任？世界的前途？什么？”
然后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抓住它。”他最后说。
我相信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任其自然。
“如果在你和罗谢尔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的过错，我真的感到抱歉。”
我匆忙地跑下楼梯。
酒鬼们和我都在北好莱坞圣莫尼卡大街的“繁荣”旧货店前排着长队。他们是为了度过一个长夜而花上3．95美元买上几品脱的杜松子酒。我则抱走了一口袋给克里斯多巴的塑料小军士，和给特瑞萨的芭比玩偶。真希望我的身体里能够起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让我喜欢上酒并且喝个烂醉，我的胸口一直在痛，就好像是有人在里面埋了一支铁镐，我讨厌他们的陈词滥调，特别像结账处的那家伙（“你走好”、“谢谢”），眼泪毫无理由地就从眼里滚了出来。
在对付挡在我的车前，拍着车门的街头乞丐的纠缠时，我才把眼泪收了回去，似乎是为了把他们的腌攒气味挡在外边。发动了引擎，我把那一切全都抛在后边彻底了断。我想要在我见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时我的样子看起来是欢快的，一个模范的角色，一个向他们展示这个社会中积极的一面，展示辛勤工作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的人。
没有人应我的门，而门廊的门锁是破的，所以我直接从“气管”下走过上了铁梯。现在是晚上六点三十分，我希望古特瑞丝夫人正在家中准备丰盛的晚餐，从而不会再有人打电话给“儿童与家庭服务”。但是，当我接近房门时越来越强烈的打击乐声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我敲过门以后又结实地踢了几脚，门终于被对方打开了，是一个穿着夏威夷衬衫，叼着香烟、特胖的十几岁男孩。
“什么事儿啊？”他以命令的口吻说。
“我来找古特瑞丝夫人。”
“她不住在这儿。”
我一把推开他正想关上的门。
“你他妈的干什么？”
我向他出示了徽章：“FBI。我可以进来吗？”
还有五、六个男孩爬在地板上正在玩影碟游戏，周围都摆着烟，里面谁知道还掺和着什么东西。他们看着我，然后眼睛就不知道瞟在哪里，用西班牙语互相开着玩笑。我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仍然离门口很近。
“住在这儿的那个女人在哪儿？”
“我告诉过你，小姐。她搬走了。”
“这是谁的公寓？大人们在哪里？”
“这是我的地方。”最小的那个男孩说，他戴一副红色反光太阳镜，继续摆弄着操纵器，“事实上，是我妈妈的。她在上班。住在这儿的那位小姐回萨尔瓦多去了。”
“我需要和你谈谈。”
“可以。”
他起来大摇大摆地朝我走过来，而他的同伙们则吹着口哨，怪叫着，朝他起哄。我不喜欢这座建筑的野蛮气息，而且站在流行乐器和影碟的摩沙发出的刺耳的混乱中我简直就像一个傻子。
“帮个忙好吗，把太阳镜摘掉。”
“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看到你是否坦白。”
麻烦的家伙：“我很坦白。”
他取了眼镜，暴露出来的小家伙大约只有十二岁。
“这非常重要，你准确地告诉我古特瑞丝夫人和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我们住在过道的那边，她和我妈妈很要好。有一天她说她将去萨尔瓦多因为她要把几个孩子带回给他们的父母还是什么——”
“给外祖母。”
“对，外祖母。这样我们就得到这间公寓房，屋里所有的东西值一百元。”
火山画还贴在墙壁上。牌桌也还是原样，不过桌面上现在已成了啤酒瓶的展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走了，被抹掉了。
我注意到“EL Nino de Atocha”的层压塑料像在厨房里，正倚靠着黄色的瓷砖墙壁。
“那是她留下的？”
“我想是。”
“你想要它吗？”
他耸耸肩。我取走了那幅画像，还有两截还愿蜡烛。
“把音乐关小点。”
从公寓房出来，要走过两个街区才到黑漆漆空荡荡的停车场，几辆残破的汽车被扔在路边。
拐过圣莫尼卡大街的街角，犯罪现场照片所展示的场景就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大街，有一条蓝色长凳的巴士站，一栋低矮的建筑，窗户全部用砖头填封，那被证实是一间录音工作室。几步远的地方是一条小街——有快餐鸡、比萨饼、干洗店，还有一间很大的“火烈鸟”音乐商店——但现在塞满了各种等着找泊车位的机车。大街上的高峰期车流移动相当缓慢，好像整条街都浸泡在腻滑的黄色车头灯光中。
如果我观察得足够仔细，我就能够发现在长凳上和砖石墙上留下来的子弹坑，但是我不想去做这样的体验。我曾得知维奥莱塔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这里有教众：年轻的皮条客们挤靠在车窗上推销十五美元的生意。这里有神父：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分裂者穿着一件儿童捧球夹克，衣袖刚刚够得着肘部，拖着脚在移走，一面极为精心地数着人行道上的每一块方砖。这里有花窗色玻璃：小药水瓶的碎片在橙色的街灯照射下异彩纷呈。而代替焚香的，我们接受读神的汽车尾气的赐福。
于是，我把尼罗的画像架在那些填封的窗户中的一个窗台上，并且请求他，湖泊的守护神，净化这个曾经毁坏过生灵的是非之地。找摆好了那两截残烛，纪念维奥莱塔和我的父亲。虽然对于他们的魂灵我将永远不能真正地了解。尽管汽车的喇叭声和嘶叫声嘈杂得像一条飞机跑道，身边的人群也熙来攘往，我只管闭上我的眼睛，静静地站在那里，诚心地向EL Nino祈祷，请求他护佑那些不幸的人们。我为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找到那片黑沙滩，温暖的海水中盛满了红色的鲷鱼和褐虾；希望他们到达丛林里的家园时，能够发现他们善良的兄长和慈爱的祖母正张开双臂迎接他们。
回家的路上，喉头一直塞得发痛。当我回到公寓时，我发现唐纳多的名片插在门缝里。“给我打电话。”他写着。
我没有打。
六天后，调升“绑架与敲诈组”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尽管我早已认识那个组的大多数家伙，但第一天早晨还是有点紧张。我要面对新工作程序、更多的文案、完全不同的进度表，当然还有全新法律条款需要记忆。
我的办公桌被移到了“牛栅”的另一侧，我得跟“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说声“再见”。在新地方还没有给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我把它留在衣帽架上，并且用原子笔在那些陈旧的临别留言下添上我的建议：“一定要留下备份盘。”
我在C一1的第一个案子是一起未遂绑架案，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把他的文具店店主抓进一家汽车修理厂，勒索赎金。他溜走之后跑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