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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靠在咖啡桌上，是一副大受挫折的姿势。
“你的幸运皮带扣在哪儿？”
“飞了。”
他没有拿起遥控器，而是走过去直接接下了开关，然后粗鲁地按着一个个频道按钮。
与他的情绪相吻合，本地新闻正在播放救援直升飞机的现场新闻报道：一辆五十尺长的野营车辆被泛滥的洪水扫出了已是一片洪荒野地的公园并随着洪水的狂奔而卷腾翻滚，铁路桥已被冲毁，七零八落的残片甚至被冲进了海里。我们带着极大的兴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个缓慢的但是无可逃避的毁灭。
高罗威烦躁地向椅子走去：“局长在踢我的屁股，新闻界在踢我的屁股，地方检察官在家等我的电话——”
“简娜·玛森刚才打电话来。”
“什么事？”
“有架直升机从她的屋顶上飞过去，她想让我们帮忙做点事。”
这几乎把高罗威的鼻子都气歪了。
“在它失去控制之前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件事。”他抓起一把黄色的电话留言纸，“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已经接到三个电话，玛森的私人经纪人打来的。”
“我听说她动用了许多私人影响。”
高罗威作了一个苦相，嘴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嘘”声。
“看来你不知道事情的这一半而我却不知道你的那一半。”
“你知道的那一半是什么？”
“我有一份关于玛格达·斯脱克曼简历摘要。我可以跟你说，在我们接手这件案子的时候由总局办公局提供的原始资料。她是一个强悍精明的又铁石心肠的女人。1957年匈牙利事件之后逃到这个国家来，在马克西先驱广场找到了一份卖唇膏的工作，结果发现些窍门，不久便自立门户了，在马笛逊开了一家独霸一方的漂亮商店，跟一些著名的百老汇女影星们往来密切，直到后来成为她的经纪人。”
“那么政治影响在哪点上呢？”
高罗威在嘴里含着雪茄：“她在华盛顿的有趣的亲戚们。”
“这么说她还没有脱离——”
高罗威点点头：“她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又不止这些，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所以她到美国来——”
“新来的淘金者。”
于是我们一起点头。
“了不起吧？”他咧着嘴就像一头食肉动物，“我有这个共和党的宠儿做后盾就可以驾驭其他所有的关于古巴人事件的废话。”
“局里的日子看来不好过呀。”
突然间他不再听我说话，注意力全部被电视屏幕上那个穿着蓝色外衣里面惊心动魄地露出一截花边小背心的女新闻播音员吸引住了。
“有一堂课必须要上，”他若有所思，我知趣地等着他说，“好莱坞。”
我适度地点点头。
高罗威从电视机那个方向转过脸来，表情镇静自若。
“也许在玛森这件案子上我该再投入些人力。”
一阵冰凉的感觉掠过身体：“为什么？我能够应付。”
他说得很含糊：“我希望你他妈的没有让我想起我十四岁的女儿”
“我不是你十四岁的女儿。不用担心——我不会怀孕。”
高罗威笑了，或者至少他紧张的肩松弛了下来。他将和我达成共识。为了这一刻。
“那么你怎样置办那位医生？还有什么别的资料能够拿出来探讨或是要继续保密？不能容忍这家伙的邻居，不满的佣人，园林工人，邮差，桃色事件，还有什么？”
“只要有，我就会把它找出来。”
画面上又回到了风暴报道现场。一个掉队的消防队员正被大水围困在一间房屋的平台上，一只手抓住一根桩子，一个步话机在另一手里。
“到下周末为止，我要有最有力的证据，如果他有罪，我们就把他抓进来。”高罗威简直咆哮了。
“行！
他的眼睛回到电视上那个水已淹到胸口的男人。
“可怜的家伙。”
“不用担心，直升飞机会把他拉起来的。”
但是高罗威的表情看起来并不那么肯定。
第十三章
我回到我的办公桌，和“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讨论的结果是，当务之急首先要完成对克劳迪娅·凡·何文的背景调查以确认她成为有效证人。为此，我必须先和波士顿地区分局的“野嘴”联系上。
顺着高罗威的思路还要去找几个医生身边的人，他们要有动机愿意交谈。我重新翻阅了档案，并又向电话公司索要了几份复印资料。在最近几个月期间从依贝哈特家打出的大量电话都打给了一个当地号码454，这个电话属于西奥多·费茵。从记录来看，事情非常明显，费茵女士和依见哈特一家人通过各种方式存在着联系：有时仅仅是一周内就有二十次热线。
“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和我用相同的波长工作，我们一致同意，因为这些电话是在白天从住处打出的，所以最有可能打电话是那位妻子，也许是给一位女朋友，也许是她在加利福尼亚唯一的朋友，愿意倾听这位从波士顿来的无事可干的护士抱怨她在第二十街是多么的孤独如同置身于当代的地中海中被彻底隔绝一样。
西奥多·费茵无疑就是高罗威所要的那一类信息源。但是如果我立即打电话找她，她可以很轻易地回过头就告诉她的闺中密友，FBI正在调查她的丈夫，从而可能使整个操作告吹，并且把我捧回值班室。
为了保险，我应该找一个熟知西奥多·费茵和依贝哈特家关系的人聊聊。谁知道呢？
在街上转个圈就会明白，蒙塔娜以北的社会是个双重结构，上中层的白人和劳动阶层的拉丁人共存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当白种女人不在场的时候，你就可看到女佣们聚拢在繁华的住区街道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有成堆的手推车和婴儿，用西班牙语传播着各种流言蜚语好像这里不再有明天一样。这一注赌会是安全的，我向“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解释说，这些流言大多是对付白人妇女的，她们付多少工酬呀，她们怎样支使佣人呀以及谁的婚姻不幸，谁和谁两个相好一类的。
如果西奥多·费茵和克莱诺·依贝哈特关系密切，那么对她们的女佣，维奥莱塔·奥尔瓦多来说，是完全有机会知道其中的一切的，维奥莱塔会和她的好朋友谈起这件事，古特瑞丝夫人是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年长女人，并且也是从萨尔瓦多来的，还帮她照看孩子；这是一个不仅了解而且关心她的人。
我拨通了古特瑞丝夫人的电话，说我有些关于我堂妹的问题。哪种问题？她想知道。哦，关于她的生活，她怎样到美国来的。对我显示出这样的对我自己家族的兴趣感到满意，古特瑞丝夫人同意我们在星期天再见面。
当然关于维奥莱塔的那一套是撒谎，我真正想得到的是她的雇主的情况。我沾沾自喜地向吊在那里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瞥去，但是感觉它在责难我：它知道我只不过是在对自己撒谎。
星期天下午雨停了一会儿。尽管还是阴云密布，气温只有华氏五十度，我仍然抓住这个机会把巴罗库塔开了出来，扎着胶底鞋，穿着飞行皮夹克，戴上飞行员的太阳镜，一顶道吉棒球帽帽舌向后反戴着。当我把车停到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公寓楼楼前时，古特瑞丝夫人已经带着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外边等着我了。
我跟他们说哈罗时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以为在他们坐上来以后至少会对我的篷车发生一点兴趣，而他们仍然什么也没说。风吹着他们蓬乱的黑色头发，但他们的脸仍是苍白的。
古特瑞丝夫人和我在前座简单地交换了几句话，关于明天是不是会继续下雨。当我沿着落日大街加速行驶时，她从胸口里掏出了一个很大的白色女式手袋。撑开成尖屋顶状反扣在头上，似乎是为了防上弄乱她光亮的头发样式。
现在做什么？是不是试着说几个西班牙问题使谈话继续下去？用拉丁美洲人的身份？他们会喜欢这样呢还是可能觉得受到了侮辱？这种拘束的沉默已经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了，所以我只好推给某种古老的方式，退回到我自己的空间里——我的车，我的星期天，我的音乐——只花了二十多分钟，开上高速公路又开了下来，开进格里非斯公园的“旅行城”里。
在好莱坞·希尔的这一侧，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