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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残忍的杀戮之中，在这场昏天黑地的悲剧最凄惨的时刻，终于从黑暗中突然冒出了最怪异的形象。这是个英勇的冒险家式的人物，聪明过人，洞察力惊人，在几个钟头里，就把一部分纠缠不清的头绪解开、理清。他预感到了柯斯莫·莫宁顿的被害，预告了韦罗侦探的死亡，亲自指导调查工作，把那个一口白牙和牙印正相吻合、就像首饰上宝石和托子严丝合缝一样的邪恶女人送交司法当局。在立下这些勋绩的次日，他拿到了一张百万元的支票，最终还可能获得一笔巨额遗产。
于是亚森·罗平复活了！
因为公众并没有看错人。他们凭着神奇的直觉，早在别人对案件认真研究，认为亚森·罗平的复活确有可能之前，他们就宣布：堂路易·佩雷纳就是亚森·罗平。
“可亚森·罗平早死了呀！”怀疑者反驳道。
公众回答说：
“是呀，卢森堡边境附近一座小木屋烧毁了。从还在冒烟的灰烬下发现了多洛雷·克塞巴赫的尸体，还有一具男尸，警方认定是亚森·罗平。但一切迹象表明，这是亚森·罗平制造的假相。他出于一些秘不外宣的原因，希望人们以为他死了。一切迹象也表明，警方承认他已死亡，并使之合法，唯一的理由，就是想摆脱这个永远跟他们作对的人。至于迹象，有瓦朗格莱透露的秘密，他当时已经担任行政法院院长。还有卡普里岛的神秘事件。当时德国皇帝遇到塌方，被土掩埋，被一个隐修士救了出来。照德国人的说法，那个隐修士不是别人，正是亚森·罗平。”
在这件事上，怀疑者又反驳道：
“就算是吧，可是请你们读读当时的报道。十分钟后，那个隐修士从台伯河岬角顶上投入水中。”
公众回答道：
“一点不错。可是他的尸体并没有找到。而且有一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一艘船在海上航行时，在沿岸地区救起一个向它发信号的人。那艘船是开往阿尔及尔的。因此，请你们比较一下日期，并注意二者之间的巧合：那艘船到达阿尔及尔没几天，一个叫堂路易·佩雷纳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那人，在西迪一贝拉贝加入了外籍军团。”
当然，报纸引发的这方面的论战是谨慎的。大家都怕这个人。记者们在各自的文章里都作了一定的保留，避免过于明白地肯定佩雷纳就是亚森·罗平。不过关于他在外籍军团当兵那一节，关于他在摩洛哥居住那一段，他们则作了报复，尽情地写了一通。
德·阿斯特里尼亚克少校说了话。别的军官，佩雷纳的别的战友也叙述了他们目睹的他的事迹。报纸发表了有关他的奖惩记录。而那本被称为《英雄业绩》的书几乎成了名人留言簿，其中每一页都在歌颂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事迹。
三月二十四日，在梅狄乌纳，副长官波来克斯罚战士佩雷纳关四天禁闭，理由是“无视命令，在晚点名之后外出，打翻了两个哨兵，第二天中午才回来，带回了在一次伏击战中阵亡的中士的尸体。”
命令公文的旁边是上校的批语：“上校命令对战士佩雷纳的处罚加倍，但对他的行为予以嘉奖，向他表示祝贺与感谢。”
贝尔—勒希战斗之后，法尔代小分队面对一支四百人的摩尔人保安队的进攻，被迫且战且退。战士佩雷纳要求留在一个山口掩护撤退。
“您要多少人，佩雷纳？”
“一个也不要，中尉。”
“什么？！您打算一个人掩护大家撤退？”
“中尉，要是让别人和我一道死，我死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应他的要求，大伙给他留下十几支步枪，把剩下的子弹也分了一些给他。他那一份共有六十五发子弹。
小分队安全撤离了，再没受到滋扰。第二天，大家领着援军回到山口，发现那些摩洛哥保安队只是围着山口潜伏着，不敢靠近。
阵地附近有六十五具尸体躺在地上。
大家把敌人赶走了。
在山口，大家发现战士佩雷纳躺在地上。
大家以为他死了。谁知他只是睡着了！！！
他的子弹打光了。不过六十五发子弹弹无虚发。
不过最超乎民众的想象的，是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叙述的达尔德比巴战斗的经过。在大家认为这场战斗失利的时候，却解了费茨城的围，在法国引起轰动。少校承认，这样一场战斗，其实是不战而胜，而且是由佩雷纳单枪匹马赢来的！
清早，那些摩洛哥人正在准备进攻时，佩雷纳抛出套马索，套住一匹正在原野上乱跑的阿拉伯马，飞身跃上，没有马鞍，没有缰绳，没有任何马具；而且他也没穿外衣，没戴军帽，没有武器，只穿了一件被风吹得鼓起的白衬衣，两手插在裤袋里，嘴上叼着烟，直朝敌人冲去！
他冲进敌人阵营，横冲直撞，在敌人营帐间表演了一系列马术动作，接着又顺着原路退回。
这次不顾性命的冲锋，叫人意想不到，让那些摩洛哥人大为骇异，他们的进攻也因此变得软弱无力，于是这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了胜利。
佩雷纳的英雄传说便是这样形成的（有多少英勇事迹可充作传说的材料啊）。它突出了他那超人的精力，不可思议的莽撞，惊人的奇想，勇于冒险的精神，身手的敏捷和冷静沉着。这样一个特别神秘的人物，很难叫人不把他当作亚森·罗平。他是亚森·罗平，但是一个崭新的亚森·罗平，一个功勋卓著、更高尚、更伟大、更理想、更纯洁的亚森·罗平。
絮谢大道双重谋杀案过去半个月之后的一天，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这个激起公众极强烈的好奇心，处处被人当作传奇人物谈论的堂路易·佩雷纳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在公馆周围走了一圈。
这是一所十八世纪的房子，舒适、宽敞，坐落在巴黎郊区圣日耳曼的入口处，挨着波旁宫小广场。这是他连家具一起，从一个富裕的罗马尼亚人玛洛内斯库伯爵手里买下的。伯爵的马匹、马车、汽车、八个仆人，甚至连女秘书勒瓦瑟小姐，他都留下了。他让勒瓦瑟小姐负责管理仆人，接待或打发访客、记者以及为公馆的豪华或为新主人的名气吸引而来的讨厌鬼或推销商。
他检查过车库和马厩，穿过前院，上楼进了工作室，微微推开一扇窗户，抬头往上望。他的头上斜挂着一面镜子，能照见院子和院墙外波旁宫小广场的一边。
“唔！”他说，“这些倒楣警察还没走。都两个星期了。这样盯着我不放，我都烦了。”
他心情不好，便拿起信件来看。那些有关他个人的信他看过就撕掉，其余的，如求援信，要求见面的信，则在上面写下批语……
看过信，他摇铃叫人。
“请勒瓦瑟小姐把报纸给我送来。”
她从前给罗马尼亚伯爵当过秘书和读报员。佩雷纳让她养成习惯，给他读报上有关他的报道，每天早上向他报告有关弗维尔夫人的预审情况。
她总是穿一身黑连衣裙，身材姣美，气质优雅，很讨他喜欢。她的模样十分庄重，表情严肃，沉稳审慎，根本看不出她内心的活动。若不是那一头金发，不安分地鬈曲着，衬着她的脸蛋，给那上面添上一点亮色和欢快，那她的表情就太严厉了。她的声音清亮、柔和、婉转，佩雷纳很喜欢听。不过，他对勒瓦瑟小姐的矜持有些不解，弄不清她对他，对他的生活，对报纸披露的他的神秘经历是怎么看的。
“有没有什么新消息？”他边问边浏览着文章标题：《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的意图》。
她读了有关弗维尔夫人的报道。堂路易发现：在这方面，预审没有进展。玛丽—安娜·弗维尔还是使用老办法，哭哭啼啼，不论人家问什么，不是显得十分气愤，就是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
“真荒唐。”他大声评论道，“没见过有人这样笨拙地为自己辩护。”
“可是，如果她确实是清白无辜的呢？”
勒瓦瑟小姐是头一次表明自己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或确切地说，对这个案子的意见。堂路易吃惊地看着她。
“小姐，这么说，您认为她是清白的？”
她似乎准备回答，准备解释她的话的意思。好像在内心汹涌翻滚的情感推动下，她准备扯下平静淡漠的假面具，显出生气勃勃的面孔。可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努力，她克制住自己，只低声说道：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看法。”
“也许是吧。”他说着好奇地打量着她，“可是您有疑问……如果弗维尔夫人没有留下牙印，这疑问是可以成立的。可是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