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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是的话我得和我的老朋友格伦先生从这里一路打到兰迪德诺了(译注,Llandudno,英国传统海滨度假地,位于威尔士)。”
“您听了伊娃的陈述以后,是怎么想的呢?不要管我们的想法,你相信她的话吗?”
“我相信。”
格伦先生的脸上显出一种怒气,只因为礼貌的因素而未发作,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德莫特的沉静似乎感染了大家,仿佛松开了每个人的神经,让他们感觉轻松了些。
“听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平常,”托比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不平常。”
“当然。可是这已经发生了,”德莫特说,“而且这对于奈尔女士来说,不是一样尴尬吗?”
“弄个陌生人在这里,”托比说,“不管怎样,真该死!”
“对不起,我走。”
托比看起来是在挣扎。“我的意思不是让你走,”他低声吼了起来。他那张很有喜感的脸因为怀疑和不满而扭曲变形。“这些都太突然了。这不是那种你工作完毕回到家里应该接受到的消息。但你对这些是很了解吧,是吧?想一想,我认识一个和你见过一次的人。所以你认为……是……?”
德莫特小心克制自己想看伊娃的冲动。
她需要帮助。她站在椅旁,双手交握,努力面对托比的目光,看上去充满惊恐和不安。并不需要一个心理学家就可以说出她急需他的安慰,可是她得不到。当德莫特·金洛斯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一种隐约的愤怒攫住了他。
“您希望我直说吗?”他问。
或许在托比的心里,他并不想;不过他的动作给了肯定地回答。
“那么,”德莫特笑了,“我想您应该做个决定了。”
“我做决定?”
“是啊。奈尔女士到底是因为不忠而有罪呢,还是因为谋杀?总不能兼而有之的吧,您明白的。”
托比张开了嘴巴,然后又合上了。
而德莫特,带着同样沉稳和耐心,把眼光从一个人的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您所忽略的。一方面您说您不能忍受给她打电话的时候阿特伍德就在那儿;另一方面您又叫嚣着非要她解释为什么鼻烟壶的碎片会粘在睡袍上。这对于奈尔女士来说相当为难,尤其是您,她的朋友,要用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来责备她。
“您必须做个决定,劳斯先生。如果她当时在这个房子里谋杀您父亲——当然我是看不到这么做的动机——那么阿特伍德就不可能在她的卧室里。这样的话,所谓不忠的问题就不应该吓倒您。而如果阿特伍德确实在她的卧室里,那么她当然就不可能跑到这儿来谋杀您父亲。”他顿了顿,“您要选哪个,先生?”
他精心修饰的,反讽的礼貌对托比无异当头棒喝。这让每个人都恢复了些理智。
“医生,”格伦先生用响亮且坚定的声音说,“可以私下跟你谈谈么?”
“乐意之至。”
“女士不会介意的,”格伦冲伊莱娜挥了挥手,然后用更响亮的声音说,“请问我可以和金洛斯医生去门厅一会儿吗?”
他没等人回答就抓着德莫特的胳膊把他从屋子的一头拉到另一头,姿态活像一个小学老师。格伦先生打开了大厅的门,让德莫特跟在他后面,他对众人简单的一鞠躬,然后走出了房间。
大厅几乎是全黑的。格伦先生摸到电灯开关,照亮了一间拱形灰瓦的过道,石砌的楼梯被红色地毯覆盖。辖区长官喘着粗气,把他的帽子挂起来之后还敲打着帽架子。刚刚要他听懂英文对话还有点吃力;现在,确保房门都关好了之后,他用法语对德莫特咆哮起来。
“我的朋友,你让我很失望。”
“非常抱歉。”
“而且,你还背叛了我。我带你来这儿是要你帮我的,可是,老天,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是这个态度?”
“那个女人是无罪的。”
格伦先生在大厅里上上下下快步走了几个来回。忽然他停下来,给了德莫特高卢人不可思议的一瞥。
“这个想法,”他礼貌的询问道,“是出自你的脑袋还是你的心啊?”
德莫特没有回答。
“拜托!”格伦先生说。“我以为,作为一个科学人,我以为那是你的本性,你至少会对奈尔女士的魅力免疫。这个女人是个公众威胁!”
“我跟你说——”
那一位却用怜悯回答他。
“亲爱的医生,我不是侦探。不不不!但说到水性杨花的女人,那就不一样了。任何水性杨花的女人我都能在三百公里以外的黑暗中觉察的到。”
德莫特注视着他的眼睛。“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他用深信不疑的口吻反驳道,“我不相信她有罪。”
“那她的谎话呢?”
“她的话有什么问题吗?”
“我亲爱的医生,你问我?”
“对!那个阿特伍德摔倒楼梯上跌破了脑袋,奈尔女士的描述是很典型的,我以一个懂医的人的身份向你保证。鼻子出血,但是没有外伤,这是脑震荡最明确的症状。阿特伍德爬起来,以为他自己没受什么重伤;于是他又走回酒店;然后在那儿他昏倒了。这也非常典型。”
听到“典型”这个词,格伦先生看上去思索了一下,不过也没继续深想。
“听到阿特伍德先生自己的证词以后你还这么说……?”
“为什么不?他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很糟的状况中,他有自知之明自己不能和奈尔女士或者天使路的恋人产生一点关系。他怎么知道她会被牵扯到一幢谋杀案里去?谁能预料这个,上帝吗?所以他才编造了一个被摩托车撞倒的故事啊。”
格伦先生作了个鬼脸。
“当然,”德莫特继续说,“你比较了莫里斯·劳斯爵士和那位女士睡衣上的血液样品了吧?”
“那是自然。而且两份血液样本,我跟你说,属于同种血型。”
“哪一型?”
“O型。”
德莫特翘起了眉毛:“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吧,对不对?这是最普遍的血型了,百分之四十一的欧洲人都是这个血型的。你有没有测阿特伍德的血型?”
“当然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测他的血型?我这是第一次听到那个女士的陈词!”
“那去测测。如果不是同一型的,她的陈词就不攻自破了。”
“啊!”
“但是,换句话说,如果他也是O型,那至少这是对奈尔女士证词的一种被动的确认。不管怎么说,你不认为即便是出于公正的考虑,也应该在把她扔进监狱甚至严刑逼供之前至少做个实验吗?”
格伦先生在大厅里又踱了几步。
“我个人嘛,”他大声说道,“倾向于认为奈尔女士听说了阿特伍德先生被摩托车重伤的事情之后,刻意利用了这个事实去符合她的说辞。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你注意!——同样是出于爱的盲目,不管她说什么,阿特伍德先生醒来以后都会附和的。”
德莫特心底里不得不承认,这是很有可能的。他应该可以发誓自己是对的,可万一错了呢?伊娃·奈尔本身的干扰作用依然存在;他可以想象她的存在。
但出于他的判断和直觉,他相当确定——不管出于人类的逻辑还是与之相反的逻辑的证据——他没有错。并且,除非他坚信不疑,充满技巧的全力反击,他们就要把这个女人以谋杀的罪名关起来了。
“动机呢?”他发问,“你们有没有找到一点可能的动机?”
“让动机见鬼去吧!”
“别这样,这对你没好处!她到底为什么要杀莫里斯·劳斯爵士?”
“我今天下午跟你说过了,”格伦先生回答说,“这只是理论上的,没错,可是它符合。被杀前的那个下午,劳斯爵士听说了一些对奈尔女士不利的流言蜚语——”
“他听说了什么?”
“以一株绿色卷心菜的名义,我怎么会知道?”
“那你干嘛这样假设?”
“医生,安静听我说!据他们描述,老人回家的时候状况很不正常。他告诉了霍拉提沃先生,这个托比。两个人情绪都很激动。凌晨一点,霍拉提沃先生给奈尔女士打了电话并告诉了她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于是奈尔女士跑过来,也很激动的,来见劳斯爵士并且跟他争辩……”
“啊!所以,”德莫特插话,“你也想要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