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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辆车都是她捐的。一些商界人士捐了其他设备。如灯、无线电。各种警用装备。”
“莫特警官，”我说，“斯坦纳太太捐给警局多少钱？”
“我想将近五吧。”
“五……”我难以置信地望着他，“五万美元？”
“没错。”
“没有人提出质疑？”
“依我看，那和几年前电力公司要求我们关注一部分变压器而捐一辆车子没什么两样。一些便利店也会为我们提供免费咖啡，以使我们乐意随时上门巡查。这些都是单纯的赞助，目的是让我们帮助他们。只要不是从中牟利。倒也无妨。”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手仍放在棉被上，“在类似里士满这种大都市，规矩比较多吧？”
“馈赠给里士满警方的礼物只要价值超过两千五百美元，就得经决议通过。”
“什么决议？”
“市议会决议。”
“听起来挺复杂。”
“也应该如此，原因很简单。”
“是啊，当然。”莫特语气疲惫，身体虚弱，倍显颓丧。
“能说说，除了买车，那五万美元的其他用途吗？”我问。
“我们需要一个警察局局长。局里就剩我一个。而我目前的情况也不好。就算回去，我也只能做些轻松的差事。这座小镇也该找个有经验的人来负责，一切都变了。”
“明白了。”我问清了事情的真相，觉得心烦意乱，“我应该让你多休息。”
“很高心你能来。”
我们握手告别，他的力道之大令我生疼，一股深沉的绝望从他手心传来，或许他自己并未察觉。死里逃生，总让人意识到终有一天难逃此劫，从此改变一切看法。
我没有回轻松旅游汽车旅馆，径自驱车前往蒙特利特入口。我绕着入口转了一圈又一圈，琢磨着下一步应该如何做。路上人车稀少，我停在路边，休息片刻，行人或许会将我当做迷了路或是在寻找比利o葛培理旧居的观光客。从停车处可以清楚看到克里德o林赛的居家环境，事实上我可以看到他的房子和阳台上那台老旧的箱型洗衣机。
彩虹山，一定是在某个如今天的十月午后命名的。不同浓度的红色、橘色、黄色树叶，在阳光下灿烂缤纷。随着夕阳西沉，阴影向更深的山谷中移动。再过一个小时，天色就会完全暗下来。我本想返回，却发现那条沙土路边，克里德家的石砌小烟囱里有青烟袅袅飘出。
我将车开回路面，掉头，转入那条狭窄、布满车轮痕迹的沙土路，在沙尘滚滚中驶进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区。这条路通往山顶后便无法通行，沿路都是车背隆起的老旧拖车、用未上漆的木板或原木搭建的简陋房屋。有些房顶铺着柏油纸，有些则是铁皮。另外，我见到的几辆车都是老旧的货车，除了一辆颜色怪异的绿色箱型车。
克里德o林赛的住处有一片空旷的泥土，看得出他平时都将车停在此处。将车停靠过去后，我坐在车上，看着这栋简陋的小屋和破败的阳台。屋内似乎有灯光，也可能是夕阳透过窗户照入屋内的光亮。我想着这个一边在学校扫地倒垃圾，一边卖辣味牙签肉给孩子们，还采野花送给埃米莉的人，盘算此行是否明智。
我原先只是想了解下克里德o林赛的住处与第三长老会教堂、托玛霍克胡之间的相对位置，可找到答案之后，我又有了其他疑问。这里似乎没有人在家，烟囱却在冒烟，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我不由得想起莫特的话，当然也想起我找到的“火球”糖，那正是我必须寻找这个名叫克里德的人的主要原因。
我敲了很久的门，似乎听到屋内有声响，也觉得有人在监视我，但没有人来应门，也没有任何回应。我左边的窗户布满尘垢，没有纱窗，而从右边的窗户可以看到屋内黑色木地板的边缘，以及被桌上一盏灯照亮的一把木椅。
点着灯并不意味这有人在家，在做如此判断时，我闻到了木柴的烟味，也想起阳台上那堆高耸的柴薪像是刚劈好的。我再次敲门，木门很松垮，一脚踹开似乎不难。
“嗨？”我叫道，“有人在家吗？”
回答我的是树梢间的瑟瑟风声。冷冽的空气中，漂浮着物品芙兰、发霉与分解的味道。这栋有一两间房的小木屋屋顶锈蚀，电视天线歪歪扭扭，两侧的树林里是经年累月丢弃的垃圾，掩盖在层层落叶之下。我能看到的大都是已经成为碎片的纸张，塑料牛奶罐和可乐瓶，经过长期的风吹雨打，商标早已褪色。
我下了结论：屋主已经许久没有往屋外丢垃圾，因为这些垃圾都不是最近丢的。我正入神时，忽然察觉到身后有人——有人盯着我的后背。我缓缓转身，手臂汗毛直竖。
那个女孩如幽灵般出现在路上，靠近我车后的保险杠。她像一头鹿般在薄暮时分静立不动地盯着我，淡褐色的头发散垂在在苍白的小脸旁，有点斗鸡眼。从她瘦长的四肢判断，只要我一动，或发出任何吓到她的声响，她会拔腿就跑。她目不转睛，我也盯着她看，仿佛我可以接受这种奇特邂逅中必要的注目礼。在她稍微变换姿势，似乎要再度呼吸或眨眼时，我才敢开口。
“你能帮我吗？”我毫无惧色，亲切的说。
她的手插在深色外套的口袋里——外套小了好几码，下身穿着皱巴巴的卡其裤，裤管只到脚裸处，脚上是一双磨破了的鞣皮靴。我想他应该只有十几岁，但不能确定。
“我是外地来的，”我再问一次，“有事找克里德o林赛——住在这里的那个人，或者我认为他住在这里。这件事很重要，你能帮我吗？”
“啥①要干什么？”她声音尖锐，让我想起五弦琴。要听懂她说什么恐怕很困难。
“我需要他的帮助。”我一字一句地说。
她盯着我，向前走近几步。那苍白的眼睛，令我想起了逞罗猫。
“我认为他知道有人在找他，”我冷静地说，“但我和他们不同，完全不同。我不是来伤害他的。”
“啥叫什么名字？”
“我是凯o斯卡佩塔医生。”我回答她。
她细细地瞧着我，仿佛我刚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我想即使她知道医生是什么意思，恐怕也没见过一个女医生。
“你知道医生是干什么的吗？”我问她。
她望着我的车子，似乎它与我方才所说相矛盾。
“有些医生在有人受伤时为警察帮忙，我就是做这种工作的，”我说，“我在为这里的警察帮忙，所以才会开这种车。警察借车给我，因为我不是本地人。我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市。”
她摸摸看着我的车子，我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沮丧地认为自己太多嘴，一切似乎都泡汤了，看来我别想找到克里德o林赛了。我竟以为自己可以和不认识且无法了解的人沟通，真是太愚蠢了。
我正打算驾车离去时，女孩忽然走过来拉起我的手，默不作声地拽着我向车子走去。我吃了一惊。她搁着车窗指着前坐上黑色的医事包。
“那是医事包，”我说，“要我拿出来吗？”
“是的，去拿啥。”她说。
我打开车门拿出医事包，暗想她是否出于好奇，她却一言不发地拉着我走向她刚才所占的碎石路上山。她的手粗糙而干燥，像玉米苞。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问。我们走得很快。
“黛波拉。”
她的牙齿不好，容貌与年龄不符，憔悴而苍老。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典型症状，食物短缺的地区常有这种病例。黛波拉的家庭应该和我在贫民区看到的许多家庭一样，靠联邦政府的实物折价券购买些高热量、低营养的食品生活。
“姓呢？”在接近一栋木板楼时，我问她。那显然是用木材厂的破木料搭建的，屋顶用薄油纸覆盖，偶尔夹杂少量砖块。
“黛波拉o沃什伯恩。”
我跟在她身后，沿着摇摇欲坠的木质阶梯走上残破的阳台，上面除了一堆木柴和绿色的秋千椅，空无一物。她将门打开，那道门油漆剥落，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她拉着我进门，这趟行程的目的也立刻一目了然。
空无一物的地板坐垫上有两个小孩，小小的脸上显出与年期不相称的苍老。旁边一个男人做的垫子上，有血滴在他铺于腿上的破布上，他正试图缝合右手拇指上的伤口。近处一个玻璃罐装着半满的透明液体，我怀疑那只是水。他已设法用缝衣服的针线缝了一两针。在头顶灯泡的照射下，我们对视片刻。
“啥是个医生。”黛波拉告诉他。
他端详着我，血由拇指渗出。我猜他快三十岁了，头发黑而长，皮肤苍白，仿佛从来没有晒过太阳。他身材高大，中围很粗，因为摄取过多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