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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满脸惊讶。“怎么了？”
“有六七个记者出现在墓园。”
“真过分。”
“我们必须确保不会再走漏消息，”我将那件长袍在背后系住，设法使自己心平气和，“这里发生的事不能传出去，詹雷特医生。”
他没有搭腔。
“我知道我只是客人，如果你厌恶我的出现我也不会怪你，所以请不要认为我对你的立场或权威视若无睹。但我向你保证，无论杀害那个小女孩的是谁，他都会留意新闻的发展。一旦消息走漏，他就会有所发现。”
为人随和的詹雷特医生仔细聆听，丝毫不以为忤。“我只是想打听一下他们知道些什么，”他说，“问题是风声一传出去，就会有很多人知道。”
“我们要确定今天在这里查出来的情况不能再传出去了。”我说。这时我听到灵柩送来了。
鲁西亚·雷率先进门，跟在他身后的是那个戴着平顶卷边帽的人，他用教堂的手推车推着白色灵柩。他们将灵柩停放在验尸台旁。雷从他的外衣口袋中掏出一把金属扳手，插入灵柩顶部的一个小洞中。他慢慢扳开封口，仿佛在发动一辆古董车。
“应该好了。”他说着将扳手放回口袋，“希望你们不介意我在一旁看看我的成果。对我而言，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没有将人埋葬之后再挖出来的习惯。”
他伸手要将棺材板掀开。如果詹雷特医生未出手制止，我会出面。
“通常这不是个问题，鲁西亚，”詹雷特医生说，“但现在实在不宜有外人在场。”
“我想这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吧。”雷收起笑容，“我又不是没见过这孩子。我对她全身上下一清二楚，比她母亲知道得还多。”
“鲁西亚，你必须走了。你走之后，我和斯卡佩塔医生才能验尸。”詹雷特医生仍用他那种感伤温和的口吻说，“完成之后我会通知你。”
“斯卡佩塔医生，”雷注视着我，“我必须说，联邦政府人员进城之后，人们都变得不友善了。”
“这是凶杀案的调查工作，雷先生，”我说，“请不要当成是冲着你来的，因为我们无意如此。”
“走吧，比利·周，”这位殡仪馆负责人对戴着平顶卷边帽的人说，“我们去吃点东西。”
他们离开了。詹雷特医生将门锁上。
“真抱歉，”他说着戴上手套，“鲁西亚有时候可能很傲慢，其实人很不错。”
我起先怀疑埃米莉的尸体未经适当的防腐措施保护，或是入殓方式未能与她母亲所付的金额匹配。但在我和詹雷特医生将灵柩打开时，并未看到任何敷衍了事的痕迹。白色的绸缎衬布覆在她身上，上面摆着一个用白色面纸和粉红色丝带包装的包裹。我开始拍照。
“雷提起过这东西吗？”我将包裹递给詹雷特医生。
“没有。”他满脸困惑，翻来覆去地查看包裹。
我将衬布掀开，强烈的防腐香油味扑鼻而来。埃米莉·斯坦纳躺在衬布下，穿着淡蓝色天鹅绒高领套装，辫子上绑着同样质料的蝴蝶结，脸部已出现开棺验尸时常见的白色霉菌，像戴着一张面具，摆在腹部《新约》上的双手也有。她脚穿及膝的白色袜子、黑色皮鞋。全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是新的。
我又拍了一些照片，随后和詹雷特医生将她抬出灵柩，放在不锈钢桌上，脱下她的衣服。甜美的小女孩服饰下，隐藏着她丧命的恐怖秘密：自然死亡的人不会有她身上的那些伤痕。
每个诚实的法医都会承认验尸很恐怖。这种开膛剖腹和外科手术截然不同。解剖刀由锁骨切到胸骨，再笔直划过躯干，绕过肚脐后在耻骨告一段落。从头部后方沿着一只耳朵划到另一只耳朵将头壳掀开，也不怎么令人好受。
当然，头部的伤口没有缝合，只能用发饰和发型加以掩饰。浓妆修饰的埃米莉，被人从上到下划开了，仿佛一个伤感的布娃娃被剥掉衣服，遭到狠心的主人抛弃。
水滴入钢制洗涤槽中咚咚做响。我和詹雷特医生擦拭着尸体上的霉菌、妆容和头部后方伤口的肤色黏合剂，以及大腿、上胸、肩部遭剥皮处等部位。我们摘下埃米莉眼睑下方的眼角膜，取出缝合线。在强烈的气味从胸腔散发出来时，我们涕泪直流。各个内脏都沾满了防腐粉末，我们迅速而匆忙地擦拭干净。我检查颈部，找不到任何詹雷特医生没有记录的情况。然后我将一把凿子插入臼齿，迫使嘴巴张开。
“太僵硬了，”我失望地说，“我们必须将咬肌切断。我要看看舌头的解剖位置，再检查后咽喉。但我不能肯定，或许我们做不到。”
詹雷特医生在他的手术刀上装了一片新刀刃。“我们要找什么？”
“我要确定她有没有咬舌。”
几分钟后，我发现埃米莉曾咬舌。
“她的舌头边缘部分有咬痕，”我指出，“你能不能量一下？”
“八分之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
“出血部分大约四分之一英寸深。看来她咬了不止一次。你有何看法？”
“我看也很有可能如此。”
“由此判断，她临终前曾经癫痫症发作。”
“或许是头部的伤势造成的。”他说着去取相机。
“有可能，但为什么脑部状况却显示她中弹后存活时间并不久，不足以出现癫痫症？”
“我猜我们拥有无法回答的同一问题。”
“没错，”我说，“真令人费解。”
我们将尸体翻过来，我聚精会神地研究引发这次开棺验尸的斑痕。验尸照相人员已到达，并架好了设备。整个下午，我们拍了无数卷照片，有红外线、紫外线、彩色、高反差、黑白，等等，还加装了许多特效滤光镜与镜头。
接着，我从医事包中取出六个黑色的环，那是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制成的，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制造水管和下水管道的那种材料。每隔一两年，我就会找一位认识的牙科法医帮我锯这种八分之三英寸厚的环，打磨光滑。幸好，我无须经常使用这种古怪的装备，因为从尸体上移除人类的咬痕或其他的印痕的机会很少。
我决定采用直径三英寸的一个环。我用技工的冲压机在环的两侧压出埃米莉·斯坦纳的案件编码和身体部位。人的皮肤如画家的画面般有弹性，所以在割下埃米莉左臀部那个斑痕后，为了使其结构维持原状，还得补上一些稳定基质。
“你有没有强力胶水？”我问詹雷特医生。
“当然。”他拿了一管给我。
“如果你不介意，请拍下每一个步骤。”我对摄影人员说。那是一个瘦小的日本人，一直动个不停。
我将环摆在斑痕上，先用强力胶水将它初步固定在皮肤上，再用缝合线彻底固定。随后我将环的周围组织割开，整个放入福尔马林溶液中。这期间，我一直在推敲这块斑痕有何意义。那是一个不规则的圆，还有一个不完整的奇怪褐色污点，我相信那是某种图案的印痕。然而无论用拍立得从多少个角度观察，我都想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图案。
摄影人员离去后，我和詹雷特医生通知殡仪馆的人员将尸体运回。这时，我们才想起用白色面纸包着的包裹。
“怎么处置这东西？”詹雷特医生问。
“必须将它打开。”
他将干毛巾摊在一部手推车上，把那个礼物摆在上面。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将面纸割开，里面出现了一个女性六号鞋的旧鞋盒。他又割掉了几层面纸，将盒盖打开。
“哎呀。”他轻叫了一声，张皇失措地凝视着小女孩的陪葬物。
盒子内，两层保鲜膜下裹着的是一只死猫，顶多几个月大。这是一只母猫，没有戴项圈，一身黑色的皮毛，但脚部是白的。我将它取出来，它僵硬得像三夹板，纤细的肋骨外突。我看不出它的死因，于是拿着它去照X光，几分钟后将X光片置于光板上。
“它的颈椎骨折了。”我说着汗毛直竖。
詹雷特医生靠近光板，紧蹙着眉头。“看来颈椎已经移位了。”他用指关节触碰着X光片，“太不可思议。它的颈椎向一侧移位。我认为那不是被车撞的。”
“是的，”我告诉他，“它的头部被人朝顺时针方向扭了九十度。”
将近晚上七点，我回到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时，马里诺正坐在床上吃一客奶酪堡。他的枪、手提箱、汽车钥匙都扔在另一张床上，鞋子与袜子随意丢在地上。看得出来，他不久前才回到这里。我走向电视机将电视关掉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走吧，”我说，“我们得上路了。”
依照鲁西亚·雷所言，他可以对天发誓是德内莎·斯坦纳将那个包裹放进埃米莉的灵柩中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