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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苏联政府终于拿出185，000美元给阿纳多利做手术。
泛美航空公司和环球航空公司同意阿纳多利和加利娜免费乘机到西雅图。当时在哈钦森中心工作的帕特里克·比蒂医生赶到莫期科，为阿纳多利检查身体，并陪他去西雅图。他发现病人的状况好得惊人。31岁的女血液专家尤金尼亚·马古利斯医生会讲英语，与阿纳多利同行。
机场上，阿纳多利身穿灰色西装，黑色贝雷帽和军用大衣，对新闻界讲话说：“我去美国治病并不只是为自己，而是希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所有受害者不要被遗忘。等我治病回来，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其他受害者。”
古尔根望着阿纳多利乘坐的喷气客机呼啸着沿跑道驶去，心想：现在就只有指望医生和上帝了……
兄弟情深
从纽约到西雅图是最后一站，比蒂医生把飞机下面的一城市指给阿纳多利看。阿纳多利对它们了如指掌。
比蒂说：“太神了！可是我对苏联的地理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阿纳多利笑道：“哦，你忘记我的专业了。我是开飞机的，而美国是我们的进攻目标。”
比蒂想：世界变化多大啊！
西雅图。卡普既高兴又紧张，与汉森医生和一群新闻记者等待着。一记者问卡普对阿纳多利的感情怎么样，他说：“真怪，我连他的面也没见过，却觉得他是我的亲兄弟。”
当阿纳多利戴着口罩走进机场，他和卡普立即相互认出来了，都伸出手来，紧紧握在一起。阿纳多利热泪盈眶。
卡普小声说道：“兄弟，欢迎欢迎！等你很久了。”
阿纳多利不用翻译，说：“我和你一样。”遂告诉卡普，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他的爱和帮助，那情谊无比珍贵。他告诉卡普：“你的电文的每一个字我都看了又看，它们给了我希望。”
4月13号，阿纳多利住进了医院，很快有大量信件和明信片从美国各地飞来。美国人把他装在心里了。
卡普尽力使阿纳多利住得舒适。当他准备返回亚利桑那州，还专程到医院道别。他对阿纳多利说：“需要我的时候，尽管来电话。”
现在医生们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仔细阅读他的胸部爱克斯光片和CT片，发现阿纳多利的左肺上叶有一个令人忧郁的阴影，左肺下叶也有一个，在右肺上叶又找到了第三个较小的阴影。是新出现的吗？是肿瘤、结核，还是炎症？在开始骨髓移植之前必须搞清楚。
医生们争论着要不要作一次开胸活检。他们想弄清病变的性质，但活检手术会导致移植延期，阿纳多利的身体状况恶化，生存的机会减小。他已等得太久了。另外，医生发现他不仅有白血病前期反应，而且还患多发性骨髓瘤。这也是一种癌症，同样需作骨髓移植治疗。
汉森医生担心他患的是曲菌病，这是一种霉菌感染，去年冬天他的免疫系统遭受严重损害时，肺上就可能生长霉菌。而移植过程会使他失去全部免疫力，威胁生命的霉菌就会疯狂生长。
针吸活检和支气管镜都没有解开阴影之谜，医生们决定按计划进行，原定的4月27日骨髓移植不能改。阴影可能是肺结核，连环使用抗菌素治疗，同时使用了抗霉菌药物。骨髓移植的风险更大了，但阿纳多利毫不犹豫，知道不作骨髓移植就活不下去。
紧急时刻
阿纳多利住院期间，医生需要在他的颈部插一根希克曼导管，以便静脉给药。马古利斯医生解释说需要麻醉，他很担心，于是她尽量回答他的疑问。马古利斯到来后，已经赢得该院医生、护士的信任和友谊，唯一使她感到难以相处的就是阿纳多利。
他们俩有很大的差异。女医生出自知识分子家庭，天性不喜欢军队的人。由于许多苏联医生都不肯承认他的病因，阿纳多利对她也产生了误解。
插希克曼导管那天，阿纳多利在手术室里取下了脖子上的护身符，把它交给马古利斯医生。为安全起见，她把护身符放在洗手衣的口袋里，手术结束后洗手衣随手扔掉了。第二天早上，阿纳多利问起他的护身符，马古利斯大惊。
医院洗衣部马上在装洗手衣的许多筐子里寻找，结果也没发现护身符。阿纳多利心情很不好，说：“恐怕我不会活着离开这个地方了。”
不久，阿纳多利收到表妹邮来的一根银项链。他把这条项链看作新的护身符，他需要好运保佑他完成骨髓移植。他将先接受两天时间的化疗，休息间隔一天，然后进行7天的全身放射治疗。这一疗程结束后，应在24小时内输入供者的骨髓，之后很可能出现并发症。
供者的骨髓同样时间有限，离体24小时后即开始变质。计划派哈钦森中心的女医生帕特里西娅·斯图亚特去法国贝藏松市，亲手把供者的骨髓送到阿纳多利床旁，全程13700公里。但她很快发觉利用民用交通工具24小时内从贝藏松赶到西雅图是不可能的，最困难的是乘飞机从贝藏松到日内瓦那一段。紧急关头卡普出面，安排日内瓦民防部让女医生坐直升机。
1990年4月27日上午，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年后，那个法国女供者被轮椅推进手术间。医生们用一根粗针在她的骨盆多处穿刺，吸出一部分骨髓。
上午9点钟，瑞士直升机准时在着陆点降落。10点30分，储存在葡萄糖溶液中的骨髓被放进一只塑料袋，又装进一个聚苯乙烯容器，准备好去西雅图的长途旅行。
上午10点45分，直升机的旋翼开始转动，很快飞向110公里外的日内瓦。斯图亚特医生赶上12点30分的班机飞到伦敦，然后换机飞往西雅图，太平洋海岸时间午后5点飞机降落了。
斯图亚特奔向一辆等待她的轿车，马上赶往哈钦森中心。不出1小时，供者骨髓已通过静脉输液器滴入阿纳多利的血管。阿纳多利心中充满了新生的希望。如果一切顺利，供者的骨髓细胞将迁移到他的骨髓腔里，定居下来，为他产生健康的新骨髓。
是夜，卡普打电话对阿纳多利说：“我看这件事现在真的办成了。”
古尔根也通过电话对朋友说：“要记住，你有责任活下去。”
风云突变
除了有些副反应如恶心、发热、乏力之外，阿纳多利5月初精神一直很好，病情相当稳定。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对痛苦有惊人的忍受力，医生们给病人的止痛药从来没有用得这么少。
他总是愉快地告诉医生和护士：“一切正常。”
移植10天后，医生们发现了一些最早的征象，说明阿纳多利体内的供者骨髓已开始产生新的血细胞。随着这种细胞增多，他对疾病的抵抗力将逐渐增强。但也意味着他更容易患“移植物对抗寄生病”（简称GVH病），这是与排异反应相反的一种病。出现排异反应时，人体免疫细胞杀伤移植的器官；而出现GVH病时，是新来的免疫细胞杀伤人体原有的器官。
5月初，汉森医生认为阿纳多利的病情明显好转，加利娜和阿纳多利通过写信和打电话随时向国内报告病情。
阿纳多利在电话上告诉儿子鲍里斯，他希望卷毛狗阿尔玛生崽。加利娜忙说：“别，别让它生崽。”
5月中旬，对阿纳多利进行每周一次的爱克斯光检查，虽然左肺内两团大的阴影已经消失，右肺上的小阴影却长大了，在他的肺动脉附近蔓延。
第二周作爱克斯光检查时，阴影长大了，更靠近动脉。医生们都紧张起来了，怀疑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曲菌病。要是的话，霉菌会蚀穿动脉壁，使其破裂，阿纳多利几分种内就会出血而亡。
哈钦森中心的医生通过美国医药管理局购买一种抗霉菌的的新药，再作爱克斯光和CT扫描检查，发现霉菌的长势并未减弱。
医生想开刀切除霉菌病灶，但阿纳多利的血小板太少，恐怕无法止血，不敢动手术。给他输了血小板，但刚输进去就被他的身体吸收了。只有希望新的骨髓尽快产生免疫细胞控制住感染，但这又会造成GVH病。对于阿纳多利这种情况人人都会感到进退两难，只有观察和等待，别无办法。
阿纳多利给他的朋友卡普打电话，说：“我的情况不好，很想看到你。”
卡普毫不迟疑地说：“我马上来。”
见面时卡普吃了一惊，阿纳多利面部浮肿，头发几乎掉光了。卡普鼓励他继续斗争，摇晃着拳头说：“要坚强些，要努力奋斗下去。”
阿纳多利回答：“我会尽一切努力的。”
每天晚上加利娜大都在阿纳多利床旁的一把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