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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伊尔看到父亲的健康一天天恶化，内心非常焦急、担心。
莫期科的冬天寒冷、漫长，大地上盖着厚厚的雪。阿纳多利更消沉了，大部分时间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在家里过的。他买了一条小狗，给它取名叫阿尔玛，这只长卷毛小狗给他带来了一点欢乐。
一天夜里他对加利娜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好起来，永远是这副模样了。”
见他不仅受病痛折磨，而且也受谎言和无礼待遇造成的精神创伤，加利娜义愤填膺。1987年1月，她致信戈尔巴乔夫，说明阿纳多利在切尔诺贝利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而上边的诊断却不肯把他的病与接触放射线联系起来。
那些高级医生说话终于坦白一点了。政府多拨了些资金用于治疗核事故的受害者，默认了参加抢险的那几十个人的遭遇与核事故有关。
一线希望
在1989“巴黎航空展览会”上，现任苏联米尔设计院米…28式直升机主驾驶的古尔根，认识了卡普·帕利埃。
卡普的全名叫查尔斯·阿伦·帕利埃，前来交易会展出麦道直升机公司制造的一架直升机。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美萨市，他负责轻型直升机试验和评估处的工作。
古尔根邀请卡普到他们公司的展销车上看看，于是，他俩拉起了家常话。谈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直升机抢险，卡普问道：“怎样对付放射性危害呢？你们就在射线中飞行呀。”
古尔根沉重地说：“去过的驾驶员每一个都生了病，现在看来全都恢复了，只有我的朋友阿纳多利·格里什琴科没好转。”他取出一张阿纳多利的照片。展览会闭幕，两个朋友分手了。
之后不久，在1989年夏天，阿纳多利的病日趋严重，幼稚细胞数量增多，病情已进入白血病前期。幼稚细胞会破坏骨髓里的全部细胞，一般的化疗治不好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恶性疾病。
阿纳多利的朋友在为他寻求希望。9月，在伦敦郊外举行的一次国际航空展览会上，有个美国女翻译跑到卡普·帕利埃面前说：“米尔设计院的设计主任亚历克赛·伊万诺夫想见你。”
卡普感到莫名其妙。见面后，伊万诺夫谈起古尔根、切尔诺贝利事故和阿纳多利来。
当伊万诺夫告诉他，“阿纳多利病情很重，需要到美国治疗。”
卡普问：“我能做些什么呢？”
“请你帮忙联系一下，只有这条路才能救他。”
卡普心想为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行，我该试试了。如果美国需要我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我也可能同一命运。最后他说道：“我保证尽力而为。”
“我们只能抱这点希望，太感谢了。”
几天后卡普离了伦敦回国。到家后的第二天卡普就打电话找亚利桑那州的两名参议员，又打电话给医疗部门，他们建议让阿纳多利作骨髓移植，可以和国家健康研究院联系。作骨髓移植大约要花20万美元，他又开始找人捐助。
卡普终于有了第一个大突破，找到了美国国防部女外交官卡罗尔·埃伯特。她是搞科学策略分析的，参加美苏联合进行的一个核安全项目，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她亲眼看见那些绿荫围绕的村庄和人家成了废墟，脑子里不断出现灾难悄悄地造成毁灭的情景，也想借此机会帮助那场灾难的受害者。
卡普告诉她，需要阿纳多利病情的详尽资料，以便交给美国的医生。卡罗尔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拍去电报，任务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女研究员。她也很关心这件事，马上找到古尔根说明原委。
10月30日，卡普收到一份详细介绍阿纳多利病情的电报。电报还说阿纳多利现在患了肺炎和喉部感染，不用说这是他的免疫系统受损造成的。
巧遇名医
在电话联系过程中，卡普听说有家“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位于西雅图市，是世界第一流的骨髓移植中心。临床研究部约翰·汉森博士告诉他，只有找到配型的骨髓提供者后才能进行移植。可以在亲属中去找，也可以通过国际骨髓供者电脑网。但刚刚建网不久，找到配型供者的机会甚微。
卡普打电报到苏联告诉阿纳多利的朋友们，说是可能去哈钦森中心治病。最伤脑筋的是筹措移植所需经费。卡罗尔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求援，但美国政府是不会出钱的。那些可能捐钱的美国人也一个接一个令他失望，理由是，等着要钱做骨髓移植的美国人也很多。
古尔根在莫斯科打电话给苏联贸易部，要求对阿纳多利进行资金上的支援。
古尔根告诉患病的朋友：“卡普正全力以赴，我们准能成功。”并交给他一张卡普的照片，阿纳多利感到一种兄弟般的友情。
11月17日下午，古尔根和阿纳多利的另几个朋友见到苏共中央的一个书记巴克拉诺夫。巴克拉诺夫答应亲自过问这件事，如果查明阿纳多利的病确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有关，就一定为他们说话。但又提醒他们说，要处在困境中的苏联政府拿20万美元是很困难的。
这件事办成了，但时间来得及吗？
12月初，好运终于来了，汉森医生要来莫斯科作医学学术交流。卡普抓住这一机会，打电报告诉古尔根，一定要汉森采集阿纳多利及亲属的血样。汉森曾向卡普保证，他们中心将免费测定这些组织类型。
12月11日，汉森医生访问全苏癌症中心，阿纳多利赶来相见。
癌症中心的化验结果表明，他妹妹和母亲的组织型都不合适，但汉森想再确定一下。
事后，汉森的高深学识和同情心使加利娜很受感动，就赠送他一套人工油漆的乌克兰茶匙作为答谢礼物。阿纳多利把有一颗红星的飞行勋章送给他。汉森医生则回赠一枚青铜别针，说它是美国骨髓供者计划署所发，能帮他找到一名供者。二人紧握手，激动万分。
乘飞机回国途中，汉森心想，有这么多人尽力挽救阿纳多利的生命，自己也该全力以赴。但他清楚前面有多大的困难，而且也许再也见不到阿纳多利了，只有希望出现奇迹。
寻找供者
哈钦森中心的检验专家们采用最新的DNA技术，准确测定了阿纳多利的组织型。化验证实他母亲和妹妹的组织型都不合适，只有从无亲缘关系的人们中去寻找。
在20万名可能成为供者的人中筛选。为了节省开支，这些人注册时只测定了部分组织类型，找到可能的人选后，必须再做大量化验工作。寻找供者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有些患者还没找到配型的供者就死了。
阿纳多利的组织型被送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美国骨髓供者计划总部，工作开始了，将对8万名供者进行筛选。卡普想在麦道公司组织一次寻找供者的活动，结果一无所获。
但稍令卡普和汉森感到安慰的是，由于古尔根的不懈努力，苏联政府的第一笔拨款5000美元已经到了哈钦森中心的账户。这样就能继续为阿纳多利寻找供者，并扩大到世界范围。在英国注册的10多万供者中产生了3名可能的人选。法国的消息最令人鼓舞：有11人。
莫斯科。由于12月患一次肺炎，阿纳多利的病情恶化了，高烧40度，加上贫血，更加体力不支，血小板数量陡然降低。
1990年2月，法国通知美国，找到了一个组织型和阿纳多利完全相同的人。汉森通过电话报告喜讯时，卡普兴奋地叫道：“真是奇迹！”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法国找到一名配型完全相同的供者！”
3月初，卡罗尔·埃伯特参加又一次关于核安全问题会议访问苏联。她和卡普一样对阿纳多利产生了深厚的同情，很想见见他。美国大使馆安排他们在朱可夫斯基的航空医院见面，卡罗尔到时，阿纳多利紧握她的手，说她是“从天而降的恩人”。
会见后，加利娜送卡罗尔出病房，满含热泪地拥抱她。
哈钦森中心的化验结果证实了法国供者和阿纳多利的组织配型，在全世界25万多个供者中才筛选出一个。
卡普电告古尔根这一消息，古尔根答以衷心的感谢。第二笔款15000美元很快也到了。
卡罗尔帮助阿纳多利和加利娜办理签证手续，计划4月9日到西雅图。莫斯科这边，古尔根加倍努力向苏联政府要钱。阿纳多利的遭遇相继被报刊、电视报道，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支付阿纳多利移植骨髓的费用，许多人自愿前来捐献骨髓。
4月初，苏联政府终于拿出185，000美元给阿纳多利做手术。
泛美航空公司和环球航空公司同意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