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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那好吧。但是我认为《新闻线》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存有偏见的。我们能要求他们给我们相等的时间陈述我方的证据吗？”
“不能，”福勒说，“公平准则，包括提供相等时间，在里根总统时期就已经废止。电视新闻节目现在完全没有义务对某个内容表述各方面的不同看法。”
“于是他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不管判断有多么不可靠？”
“是这样的。”
“这好像不合适吧。”
“但这是法律。”福勒耸耸肩膀说。
“好吧，”马德说，“现在，这档节目将在对我们公司极为敏感的时刻播出。负面的宣传将会使我们丢掉和中国的那笔交易。”
“是的，会的吧。”
“假定因为他们的节目造成我们商业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证明《新闻线》表现了错误的形象——我们也已告诉了他们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控告他们造成的损害吗？”
“从实践上来讲，不行。我们得证明，他们对已知事实。‘有意忽视’而编播节目。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是极难证实的。”
“那么《新闻线》对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了？”
“是的。”
“他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他们毁了我们的生意，那就是我们活该如此吗？”
“是这么回事。”
“难道对他们说些什么就没有任何一点限制吗？”
“好吧，”福勒在椅子里动了动，“如果他们虚假地描述了公司，他们可能得承担责任。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有了一桩545号航班乘客委托律师代理的官司。《新闻线》就能说他们只是在报道事实而已：是一名律师在对我们进行以下的指控。”
“我明白了，”马德说，“但是法庭上进行的指控其宣传面十分有限。而《新闻线》将向4000万观众传播这些疯狂的声音。而且与此同时，他们将通过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来自动使这些意见发生作用。对我们造成的损害来自于他们节目的曝光，而不是原有的声音。”
“我同意你的解释，是这么回事，”福勒说，“但法律不这样看问题。《新闻线》有权利报道一桩诉讼官司。”
《新闻线》难道可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对法律的意见进行不受约束的评价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吗？比方说，如果那律师说我们雇人对儿童进行性骚扰，《新闻线》照样可以对此进行报道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
“让我们假定诉诸法律并且赢得胜利。很显然《新闻线》对我们的产品进行了错误的描述，它的基础是这律师的证言，并且已经被法院所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线》会被迫撤回他们向4000万观众所作的陈述吗？”
“不会，他们没有这项义务。”
“为什么不？”
“《新闻线》可以决定什么才有新闻价值。如果他们认为审判的结果没有新闻价值的话，他们就不必进行报道。这是他们的自由。”
“那么在这种时候，公司就只好破产了，”马德说，“3万名雇员将失去工作、住房、健康保险，然后找到快餐店去开始新的工作。当我们在佐治亚、俄亥俄、得克萨斯和康涅狄格的配件供应商破产的时候，还会再有5万人失业。所有那些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设计、建造和服务于世界上最优质的飞机的好人们都会完蛋。事情就是这样的吗？”
福勒耸耸肩膀。“这个体制就是这么回事。是的。”
“那我要说这个体制恶劣透顶。”
“体制就是体制。”福勒说。
马德瞥了瞥凯西，然后又面对福勒。“现在，爱德华，”他说，“这种情况听上去真是畸形了。我们制造了一种高质量产品，所有客观的测试都证明了它是安全可靠的。我们花了好多年时间开发它、试验它。我们有着无可辩驳的成绩。可是，你现在却说，几个拍电视的人可以跑来在这里转上一两天，然后在全国电视上把我们的产品搞臭。他们这样干的时候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减少损失吗？”
福勒点点头。
“实在是畸形啊。”马德说。
福勒清清嗓子。“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不过，在过去的30年里，自从1964年沙利文事件之后，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被用来进行诋毁。现在新闻界有了更大的余地。”
“包括诽谤伤害的余地吗？”
福勒耸耸肩膀。“新闻诽谤是老掉牙的抱怨，”他说，“就在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后不几年，托马斯·杰斐逊就抱怨过新闻界是怎样不准确，怎样不公平——”
“但是，爱德，”马德说，“我们现在不谈200年前的事，我们也不谈殖民时代报纸上几篇无聊的社论。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顷刻之间引起四五千万观众强烈兴趣的电视节目——在这个国家里这就算是很大一个百分比啦——这个节目糟踏我们的名声。毫无道理地糟踏我们的名声。这才是我们在这儿谈论的形势。那么，”马德说，“你建议我们该怎么做呢，爱德？”
“好吧。”福勒又清清嗓子，“我总是建议我的客户说实话。”
“这很好，爱德。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干些什么呢？”
“最好是，”他说，“你们准备好解释545号航班上发生的情况。”
“它四天前发生，我们现在还没有调查结果。”
福勒说：“你们最好还是找到结果。”
福勒离开之后，马德转身面对凯西。他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她。
凯西站在那儿。她明白马德和律师用意何在。这是一场很有效果的表演。但她想律师的话也不错。如果他们能讲实话，并且能解释航班上发生的情况，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她听他讲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考虑她总归会找得到一种办法来说出真相——或者是足以表明真相的实话——并让人们相信它。头绪够多的了，令人难以捉摸的事够多的了。她得把它们都串到一块儿，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吧。
“好吧，约翰，”她说，“我去对付这个采访。”
“好极了，”马德笑着说，一边直搓手，“我知道你会做正确的事情，凯西。《新闻线》预定明天下午4点钟来采访。另外，我要你和一位传媒专家先在一起简短地商量商量，她并不是咱们公司的人——”
“约翰，”她说，“我按我自己的办法干。”
“她是个出色的女人，而且——”
“我很抱歉，”凯西说，“我没有时间。”
“她能帮助你，凯西。她能给出一些好点子。”
“约翰，”她说，“我还有工作要做。”
说着她离开了房间。
数字式数据中心晚6时15分
她并没有答应按马德的意思去说，她只是答应去完成那个采访任务。她只有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在调查中做出有意义的进展。她还没蠢到现在就定下来明天说什么，但到时候她总能找到点什么告诉记者的。
现在还是有许多悬而未决的线索：锁销子可能产生的问题。邻近传感器可能发生的问题。与在温哥华的副驾驶计划中的会见。视频图像研究所的那盒录像带。冯爱伦正在做的翻译。前缘缝翼打开了，但随后又收起来的事实——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还有这么多问题需要检查。
“我知道你急着要这些数据，”罗伯·王坐在转椅里说，“我知道，请相信我。”他正坐在数字式显示室里一排满是数据的屏幕前。“但你期待我找出什么呢？”
“罗伯，”凯西说，“前缘缝翼展开了。我一定得知道为什么——飞行中还发生了什么情况。没有飞行记录仪的数据我就不能找到原因。”
“在那种情况下，”王说，“你最好是正视事实。我们一直在重新校正这120个小时的数据。前97小时的数据还行，后23小时的数据就很不正常了。”
“我只对最后3小时感兴趣。”
“我明白，”王说，“但为了校正这三小时的数据，我们必须往回倒到总线烧坏的地方，从那里开始继续往后做。我们必须校正23小时的数据。差不多要两分钟才能校准一帧。”
她皱起眉头。“你说什么？”她说着已经心算起来。
“两分钟一帧就是说要干65个星期。”
“那要一年多的时间！”
“还得每天工作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