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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说了，你舅舅任我为代老A ，同时把决定“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我。你知道，我是从来不赞成牺牲孩子的，现在既然权力到了我手上，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然而，我想不到，你母亲，还有你舅舅，也一定没想到，我的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人能否认，“洗澡堂会议”让我们一下牺牲7 名或者8 名同志是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为把你生下来我们的损失却比“洗澡堂会议”的损失还要巨大，还要惨痛。
你出卖了你母亲
我知道，我们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想做错事的，是的，我们生来谁都不想做错事，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错事。我们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却不可以不做一件错事。我们每个人都时不时在做错事，做错事成了我们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做错事（这不可能），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生活，没有成长，没有一切。事实上，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存在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怕做错事，有时候做错事反而会把我们敲打得更加坚硬有力。但我又要矛盾地强调，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决不能做错事，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允许我们做错事，因为每个错误一到了我们手里都变成是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也是个偌大的错误，也会断送我们乃至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这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是人，不可能不做错事，另方面我们又不能做错事，一做错事就可能断送我们只有一次的性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事的是世上最残酷也是最神秘的职业，任何一个变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个正常的错误，都可能结束我们生命。这是没办法的，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我相信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只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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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1948年的三四月间，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事，这个春天谁也想不到会这么难过。期间的一天，保密局全体人员在二楼小礼堂里开我的上司吕展的追悼会（这老东西早该死！），中途我去上厕所，不一会就听到你母亲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响起，便知道她一定有什么事要通知我。我故意在厕所里磨蹭着，等你母亲入厕有一定时间后才放水冲厕，通告你母亲：我要出来了。故然，我刚到洗手间，你母亲跟着也出来，和我并排站在那洗手，同时往我口袋里塞了张纸条，告诉我说：郑介民知她有身孕很生气，要她尽快把孩子处理掉，问我怎么办。你看，你还没出生就开始给我们找麻烦了。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不理他。这么说你母亲无疑要冒犯郑了。其实，经过不长时间的明争暗斗，郑在保密局的势力基本已名存实亡，尽管他抓住毛人凤诸多把柄和秘密，但反蒋派毕竟势单力薄，郑纵然有千手黑材料也难不倒毛，斗不过毛。根据这情况，我想与其小冒犯不如大冒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郑私设电台，让你母亲偷听“蒋毛专线”之事向毛告发。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你舅舅和母亲的一致赞同，于是由你舅舅出面，把毛人凤请到饭桌上，用郑介民和秦时光作下酒菜，喝得毛暴跳如雷。告郑的同时又告秦时光（诬告他被郑重金收买），这是你母亲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样不但把秦时光这条狗害了，同时又可能日后让你母亲接替秦时光的角色，无疑使我的想法变得更加高明。
这一招很灵验，不出半月，郑被调离保密局，“荣升”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委员会其实是个虚职，郑此次“荣升”实为明升暗降。郑走后不久，毛在保密局内部大肆清算郑，可悲的秦时光稀里糊涂成了郑的走狗，被派去北平开展特务工作，一下火车就被我们的同志除杀。这便是一条狗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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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光走后，毛果然调你母亲干起了秦留下的活路。毛对自己与蒋秘密联络的事显然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而你母亲已知道，而且对他又那么“忠诚”，所以你母亲在他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当你母亲像只蝴蝶一般从我身过掠过，踅入秦曾经出入的密室时，我心里发出了欢喜的狂笑和嘲笑，我想总有一天，毛会为他这天大的失算扇自己耳光，这无疑比我们直接扇他耳光还叫人开心。由于有了这开心的想象，那天上午的一切，包括被毛的一顿臭骂，和在楼梯上不慎闪伤脚，竟然都变成了我的快乐。
这是5 月间的事。
6 月份，我被正式提拔为处长。我相信，这一定跟你母亲有关。事实上，毛在任何处室都安插了眼线，以前我的眼线是秦时光，现在变成了你母亲，这就注定我有荣升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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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三个月，我一直在重庆。当时南京政府“弹亥”蒋的人很多，按蒋的旨意，毛人凤着手将保密局部份机构悄悄转移重庆，我在重庆主要负责接迎工作。
10月9 日，毛为褒奖我在重庆工作“得力”，派专机将我从重庆接回南京过国庆节（10月10日）。这天晚上，在保密局国庆招待会上，我寻居然没看见你母亲，使我一下心虚万分。直到第二天晚上，当我在你舅招待保密局处以上领导干部的宴会上见到你母亲时，才恍然明白为什么昨晚看不到你母亲，是因为你的缘故。当时你已有八个多月，“大腹便便”的她显然不适合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我以为这样她肯定是上不成班了，结果第二天我刚在办公桌前座下，你母亲笨重的身体像企鹅一样挺过我身边，我心里顿时热烈得想哭。我想要不是为了革命，大家闺秀的你母亲这时也许早在某个花园里被孩子父亲及一大堆佣人众星捧月地呵护着，期盼着，悠闲和幸福像空气一样包抄着她，使她一辈子都对这段时光充满甜蜜回忆。然而，现在她甚至看不到一张真正的笑脸，她自己的笑脸因为孩子父亲的不幸也很难看见了。革命有时就是这样，并不比坐牢或者比坐牢还要难受的折磨好受一点，尤其是搞地下革命的。我并不是怀疑或者否认自己的一生，但如果一个人还有来世的话，我想我一定会重新选择自己的，我宁愿做个短兵相接的战士，也不要重操旧业，这是世上最残酷、最抑制人性的职业。
这个月底，保密局一批政治犯在秘密押往重庆途中的前一站丰都码头被营救，著名的有张干林师长、卢学东教授等11人。这当然是我们干的好事，又一件好事！这事把毛人凤气疯了，他吼叫着从一楼冲到四楼，从厕所冲到会议厅，像一条被咬伤的疯狗。我钻在办公室里，表面上气乎乎走着，骂手下人，甚至还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心里头却高兴得直想哈哈大笑。我有种预感，毛一定会派我去处理这事，这样的话我们11名同志必将安然无恙离开鬼城丰都（他们暂时还未离开丰都），因为我很知道他们藏在何处：就在码头警务连弹药库里的11只墨绿色炮弹箱内，我将派出所有人四处搜索的同时安排船只，将同志们划过江去。
果然，被我踢翻的热水瓶渣子还未清理尽，我桌上的电话便响了，我抓起电话（故意对着话筒骂人），听到毛气冲冲的声音，要我马上乘他专机去重庆。就这样，我去了丰都，把同志们安然送过了江。因为没有抓到人（永远抓不到），我自然不能很快回去，所以我又在重庆搁下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行山宾馆陪两个美国佬用餐，我的勤务兵急冲冲跑来向我报告，说毛人凤马上到重庆，现在正在飞机上。我赶紧驱车去机场。机场已候了一帮政界军界要人，经打问才知毛是陪蒋经国来重庆的，我一个小小处长还远不够迎接的资格。
这天晚上，毛忙完了大事，将我喊到他下榻处，一见面就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