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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夫差一点撞倒了朝他奔来的汽车检查局检查员，随即看见一辆亮黄色警车尾追上来。“你们会扫兴而归，亲爱的先生们，”斯坦尼斯拉夫心里想道。他在一个不该横穿的地方穿过花园街，在急救院门口停下车来，随即跑步来到接诊室，推开前面的人，挤到栅栏跟前说：
“我姓克里亚奇科，你们刚才打电话叫我来！”
可是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接诊室可不是那种随便吓唬一下就有人买账的地方。一个年纪不轻的护士正在埋头写东西，她抬起兔子一般的红眼看了看斯坦尼斯拉夫，一面继续写东西，一面平静地问道：
“您找谁，公民？”
“我哪儿知道？……有人打电话叫我……”
“他找的是我！”汽车检查员把一只戴手套的手搭在斯坦尼斯拉夫肩上。
“走开，”克里亚奇科微微动了动嘴唇，小声说道。
“亚奇科来了吗？”一个年轻姑娘胸前抱着一叠资料，出现在侧面通道口，问道。
“来啦！”斯坦尼斯拉夫推开检查员的手，跑到那个护士跟前。
“快点！”护士快步登上楼梯。“真把人急疯啦！病人不让输血，非要等一个叫亚奇科的人来。可是他自己脉搏也没有啦，血也流光了。”
“谁？姓什么？”
“您脑子有毛病啊——居然问他姓什么！”护士沿着长长的走廊跑去。“人送来时血都快要流完了，我们难道还问他姓什么？进去吧。”
克里亚奇科进了病房，几个白大褂让出路来。斯坦尼斯拉夫看见一张惨白的脸，一绺黑发和一只凸起的鼻子，认出那是柯托夫。
“输血！赶紧输！”一个胖子叫道。从他那张红润的脸看来，他的血绰有余裕。
“要输血，格里沙！”克里亚奇科说，“否则你什么都来不及告诉我，手术也做不成。”
“什么手术？”红脸胖子叫道。“马上输血，否则进手术室都来不及！是哪个白痴吩咐把他送进病房的？得马上把他抬到输血台上。拿血来！快！”
柯托夫稍稍睁开眼睛，看见斯坦尼斯拉夫，微微一笑。
“我在这儿，一切都会正常！格里沙，你的首要任务是接受输血。为了我们你得完成这个任务！要挺住！”
“说得好，”医生小声说，同时把斯坦尼斯拉夫轻轻往前推。“说吧，别让他离开你，哪怕再坚持一会儿。”
“你是个高超的侦探，格里戈利！我一向知道你不会叫我们失望，你一定能挺过来，抓住那个败类。”
格里戈利似乎想开口说话，但斯坦尼斯拉夫抢先说道：
“格里沙，你是好样儿的，可不能打断长者的话。你忍一忍，等这里的首长批准，你再一五一十对我讲。”
“脉搏！”护士说道。
“推走！”小个子红脸医生粗鲁地推开斯坦尼斯拉夫。
手推车被推进手术室，护士举着一个装透明溶液的容器，跟着手推车奔跑。斯坦尼斯拉夫被一群穿白大褂的人挤到走廊里；上校明白短时间还不能跟柯托夫说话，便下楼来到一楼。汽车检查员正在下面跟一个小伙子谈话，那人身穿便服，但看脸神显然是个民警。
“啊，朋友！”检查员张开两臂说道。“你以为开车到急救院来就可以随便撞人么？”
“您是奔伤员来的？”小伙子一边问一边掏出莫斯科刑侦局的证件。
斯坦尼斯拉夫向四周环顾了一眼，看见一扇门上标着一个“男”字，便朝卫生间走去，边走边说：
“这是民警辨别是非最合适的地方。”
“我在你身上已经损失了很多时间，拿多少工资都无法弥补，”汽车检查员跟在斯坦尼斯拉夫身后进了卫生间，边走边说，但他当即瞥见克里亚奇科的目光，预感到事情不妙，马上缓和地说：“民警也是人啊，我能理解，可是您至少也得把您的‘梅尔谢杰斯’车挪个地方，别挡了救护车的道。”
“你去挪吧，别忘了还给我。”克里亚奇科把车钥匙递给汽车检查员，转身对那年轻人出示自己的证件，点点头说：“你说吧。”
“上校同志……”
“出席党会议的才叫同志，我可是上校先生。您说吧，中尉。”
“上校先生，咱们是不是去一趟莫斯科刑侦局，您跟首长谈一谈。”小伙子看了看卫生问。“事关重大，这地方可不完全合适……”
“简单说吧，小伙子，你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我明白你在你那个角度是对的。”
上校善意的语调鼓舞了年轻的侦查员。
“上校先生，您以前也当过中尉呀。”
“最好别这么说，”斯坦尼斯拉夫望了望天花板，楼上的某个地方，格里戈利正在动手术。
“您的同事打死了一个人……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大尉。”
“干得好，格里戈利，我以前不知道他的枪法这么准，”斯坦尼斯拉夫说：“在哪儿发生的？”
汽车检查员转身回来，归还了钥匙，敬了个礼就走了。
“上校先生，”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望着他说。
“好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回办事处去，赶紧找到你们首长或是城区值班员，告诉他们。这件事要立即通知总局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古罗夫上校。你记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是。”侦查员记下号码，朝门口刚迈出一步，克里亚奇科又说：
“注意，小伙子，就这几分钟关系着全局。”
克里亚奇科上校不知道那几分钟已经过去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被送到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以后，从担架上抬到手推车上时已经苏醒过来。在此之前他脑子里也已出现过某些念头和形象，但格里戈利无法把它们抓住，把思想凝聚起来。当别人推着他穿过医院的走廊时，他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受了伤，想起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想抓住走在身旁的护理员，却无法动弹，他明白自己的手已被扣住，试图开口说话，却再次失去知觉。
随后有人剪开他的衣服，给他打针时他又醒了过来，看见一个年轻妇女正低下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他喉咙里咕嘟作响，像喝醉了酒似的断断续续说道：
“赶紧给克里亚奇科打电话……”他说了电话号码，“我要挺住……我会死的……赶紧打电话。”
输血耽搁了一下，不是由于柯托夫情绪狂躁，而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所需的血型。医生吩咐护士打电话。假如护士立即打电话，克里亚奇科赶来时柯托夫已经苏醒，那么侦查员们还来得及行动。可是一切并不那样顺利，护士打电话也耽搁了一下，有人请她帮忙包扎伤口……
就在斯坦尼斯拉夫对年轻的侦查员嘱咐一番话，催他快去的时候，伊万住的那个旅馆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喂？”伊万取下听筒说道。
“下楼来办退房手续，向右走，拐角处有汽车等你，”讲话的是一个伊万不熟悉的声音。
生活中偶然的机会比人们通常想的要多得多。行为放荡的利亚里卡偏偏碰上了五年前在离莫斯科数千公里的地方跟她分手的伊万。
维尔丁担心他的“教子”会吓得躲藏起来，因此才派人监视伊万。事有凑巧，这两个人正是不久前在伊夫列夫家附近菜园里碰见柯托夫的两个军官，他们后来放跑了花匠，因而被维尔丁骂得狗血喷头。维尔丁在进行“人材讲评”时不止一次说过，格里戈利·柯托夫是古罗夫上校的人，很有经验，跟他肉搏极其危险、当时克格勃大尉正在灯柱旁一边打盹一边诅咒这种愚蠢的差使，这时他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准是谁喝醉了正在回家。为了显得郑重其事，他特意把枪移到口袋里。当过路人进入路灯光圈以内时，克格勃分子一眼就认出这是菜园里那个犹太人。大尉明白他上这里来不可能是偶然的。搭档在街区尽头的汽车里，我一个人可对付不了这个民警。全盘考虑和作出决定只有一秒钟的时问。民警只相隔几步，不可能打不中，大尉开枪后紧紧贴在灯柱上，听见民警倒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余下的事读者已经知道了。
“疼痛引起休克，大出血，子弹取出来了，生命已脱离危险，”医生讲得不慌不忙，语气淡漠，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X光胶片，还不以为然地对在他身边来回转悠的年轻同事不时看上一眼。
克里亚奇科上校没有来回转悠，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尽管两位医生的神态一清二楚：话已经谈完了，您请便吧，我们还有事，谁管您是什么军衔。
“谢谢您，大夫，”斯坦尼斯拉夫说。“等他醒过来以后可以跟他谈谈吗？”
“要审讯吗？”医生瞪了他一眼，把X光